读 孙千钧棒 《从毛泽东为右派定性的“双六标准”，看反右扩大化的责任在谁》
—— 原文载于：乌有之乡 2011-5-18
楼主，我跟你是同时代人，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当时我也是中学生。我的一个历史老师因为对教师的职业发了几句牢骚就被定为右派分子，最后跳苏州河自杀。当时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在学校的走廊上（注：别奇怪，上海在57年反右时就有大字报这种形式了）。这是我懂事以后遇到的第一个有感性认识的政治运动。因此，关于反右，曾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后，听说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所以在我的思想上反右扩大化的根源是这个形而上学的工作方法问题。今天看了楼主的文章才明白，反右扩大化还有政策上的原因。我不想同楼主讨论反右扩大化的责任在谁的问题，这由历史档案去解密。但我认为研究历史不必过分看重个人的历史责任或个人的历史贡献。
在楼主披露的1957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通知中我先看到了第一条中的一句话：“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错了就是错了, “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是借口,保护官僚面子是实质。作为领导讲话，可以看作这是“领导艺术”，作为中央文件就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了。毛主席在解放初期的肃反工作中，有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纠错”还要羞羞答答吗？。接着，下面一句话也是：“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同样缺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实质也是为了保护官僚的面子。
再看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即 “六划”：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开宗明义就把“言论”作为定罪依据，开了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因言获罪的先河。
六条中，把“反对或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经济(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外交的基本政策、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等等均列为右派的定性依据。 而所谓“反对”、“攻击”、“否定”、“ 污蔑”等的标准怎么掌握？全凭当权者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理解及良知了。文件把对党和政府的所有政策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划等号；把“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同“党的领导”划等号。这样一来，把群众对党的具体政策不理解，因而说了错话，或党的某一干部提了意见，甚至揭发了上级领导的犯规行为，均可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打成“右派”。所以，这个文件正是反右扩大化的政策根源。也是造成以后党内外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重要原因。
虽然在“ 六不划”中有：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这样的规定。然而，既然有了上面“六划”的标准，“六不划”也就可以任人解释了。加上划右派有了“指标”，并把这个“指标”同所谓“政绩”挂起钩来，反右扩大化，以至历次政治运动中把很大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也就不可避免了。
1959年9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到12月底，全国已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有28165人，占右派分子总数439305人的6.4%。但这一“决定”并没有否定近50万右派是扩大化，相反，倒是默认了反右扩大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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