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者有其屋”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起码目标，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单纯依靠市场解决住房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居住权利”的公共产品服务。这个“公共产品”指的就是住房保障制度，而这个“社会成员”应不仅包含城市原住民，还应包含城市“新居民”。
经济适用房制度是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应保不保，保障对象适用的错位，特别是住房保障制度的权力自肥现象，一直为社会所诟病不已。据传闻，目前我国80%以上的保障性经济适用房，保障了以公务员为主体的权力群体，且不论传闻真假，传闻折射的社会心态，即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所显示的弊端，有刚性需求的社会群体的无能力获得住房保障，非刚需有能力的且又利用国家补助的保障性住房从事经济活动乱象，足以引起警示。
今年是落实中央提出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目标的关键一年，于是乎，保障性经济适用房适用对象，保障性经济适用房究竟该保障那个社会群体的问题，现行的住房保障准入制度，保障对象甄别、监督等等，应予以深入坦诚的思考与讨论。
众所周知，在城市化已是国家基本国策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快速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进程务工农民、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是住房刚需群体，且又是现行保障房政策排除对象，而这个群体的大部分经济能力又不足以市场手段获取“居住权利”。相对于城市原住民拥有自有住房，这个群体在城市属于“飘”一族，也缺乏相应的政治申诉权力和平台，虽然他们为国家城市化进程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于是，如何确保中央提出1000万套保障房，不至沦落到以牺牲农村阶层，换取另类的城市阶层福利性分房狂欢之中，就应当要求社会管理者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不以户籍为判定依据，给予农村进程务工人员、农村毕业大学生等“新市民”市民待遇，解决其“居住权利”。其具体实施条件，可以适当参考这个群体在城市工作、学习、生活资质，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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