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教授的文章说起

其实有些东西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但是有些人发出的宏论不免会影响到以前的一些印象。　　

有点感觉是看了某网站的某教授的一篇文章，名字叫作“红歌之忆”。　　

文章中性的名字和文中曲里拐弯，吞吞吐吐的话语，掩盖不住作者的厌恶。以至于说到文革的歌曲，戏剧，“某年，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简洁到只是一句话：‘要斗私批修’。很快语录歌就来了，内容贫乏，却简单易学，高亢有力到只是吼叫的程度。”　　

我不知道教授怎么理解的，“要斗私批修”内容平乏吗？你如果说是内容不适合谱曲或者作为歌词太过简单，那还比较说的过去，“平乏”二字无论如何是安不上去的。　　

说到样板戏，教授说：“样板戏里甚至少有完整家庭。《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向杨子荣哭诉血泪史的唱段，说到母亲为逃脱座山雕的魔掌，跳涧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视为寇仇，近乎于斩草除根了。”　　

教授在这里犯了一个对于他来讲应该是常识性的错误，“爹想祖母我想娘”一句应该是教授在高中语文就解决了的常识性的修辞手法，——“互文”。其实是“爹想祖母想娘，我想祖母想娘”这样一层意思用了修辞写法写的。教授如若不信，请试着解释一下“秦时明月汉时关”，再解释一下“主人下马客在船”罢。如果这也不会，就枉负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2），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1996）。”的名头了。　　

而且，即使我们不谈修辞，这句话从女儿口中说出来也是合乎情理的。　　

忽然由此想到一件事，一个在百家讲坛说书的举行新书首发仪式，由该教授主持，他说：“*先生屈尊纡贵，让我做主持人，我感觉非常惊慌，这固然对我地位很大的抬高，但也同时给我很大的心理压力，”　　

态度之谦卑到今天才找到答案，原来那个说书的不但可以“研究美国宪法”而得到他的感谢，而且在文学上也很可以教教他的。　　

附该教授原文：　　

贺卫方：红歌之忆　　

作者：贺卫方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6-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1 9:17:05　　

1970年我十岁，由于家庭落难，回到了当时属于烟台地区的牟平县农村老家。那时候，文革最急风暴雨的阶段已经过去，不过，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还是一浪高过一浪。教育战线当然属于这革命的最前线了。课本里都是革命内容，像语文，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其他大多都是歌颂伟大领袖的篇什。连数学、物理等也要结合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编写教材和教学，文艺方面的教育就更不在话下了。　　

唱歌是最普及和简单的艺术教育形式。像《东方红》这样几乎取代了国歌的歌曲，学前阶段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了。后来唱得多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还有那首我一时记不起名字的歌曲：　　

最嘹亮的歌是东方红，　　

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毛泽东，毛泽东，　　

您是革命人民的导师，　　

您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全世界人民热爱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全世界人民心向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那个时代，物质极其贫乏，但是唱着这样的歌，想着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在这样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的光辉照耀下过着幸福生活，还是不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只是经常吃不饱饭的滋味不好受。　　

在歌曲方面，也许文革最重要的创新是把毛主席的语录谱曲歌唱。小时候不觉得，大了之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长短不齐的一大段话，要谱曲，唱起来要上口，我实在是太佩服那位最擅长打这类攻坚战的李劫夫先生了。记得我们唱得较多的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时必须唱的那首（“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以及只有四句话的《下定决心》。某年，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简洁到只是一句话：“要斗私批修”。很快语录歌就来了，内容贫乏，却简单易学，高亢有力到只是吼叫的程度。　　

在江青的主导下，现代京剧样板戏陆续推出。《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是比较早的几出。彩色电影带来了那个时代殊为难得的视听感受，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剧团都大力推进，样板戏的唱段传唱全国城乡。我们那个学校甚至组成了宣传队，演出了全本的《沙家浜》。我嗓子不好，只能饰演一个配角：翻译官。不过，那些戏里的唱段却是烂熟于胸，不少戏都可以从头背到尾。　　

虽然只有十多岁，但是懵懵懂懂的对某种特殊情感的向往还是在心中涌动。只是那个时代讳言爱情；无论是一般歌曲，样板戏，仅有的几部来来回回重复放映的电影（所谓“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还是官方许可阅读的为数不多的小说，爱情完全是一个禁区。这不免令人惆怅苦闷。样板戏里甚至少有完整家庭。《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向杨子荣哭诉血泪史的唱段，说到母亲为逃脱座山雕的魔掌，跳涧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视为寇仇，近乎于斩草除根了。　　

或许只有把常人之间的爱都驱除殆尽，才能让全国人民的爱都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确实，那个时代的歌曲充斥着对领袖的歌颂，所用的形容词都是最高级的。领袖无所不能，是真理、智慧和力量的惟一源泉。《沙家浜》里，敌人“派了岗哨又扣船”，让阿庆嫂无法与新四军联系，她的唱段中连声迭出三个“怎么办”。此时《东方红》旋律响起，阿庆嫂浑身上下突然之间就焕发了勃勃生机：“毛主席，有您的教导，有群众的智慧，我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杜鹃山》里，党代表柯湘看乱云飞渡，心情沉重，猛然想起毛委员：“我看到，万山丛中战旗红，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随之响起的女声伴唱以及灯光变化都强化了这“天地明”的效果。顺便说一句，在京剧里引入伴唱以及男女二重唱也许《杜鹃山》第一次，无论如何是一个创举。另外，管弦乐队的引入大大提升了音乐的表现力，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对于语言的千锤百炼也是样板戏唱段得以光彩照人的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整体而言，文革歌曲属于一种病态的花朵。它们鼓吹个人崇拜，把领袖视为人民的救星。它们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政党文化，尤其在党与人民之间关系上，片面烘托党的光辉与正确。依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文革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犯下严重错误的时代。它们矮化了人民，没有领袖的阳光雨露，人民就无法成长。没有领袖的引领，人民就会迷失方向。这些歌曲掩饰了国家与民众的苦难，制造了社会的仇恨，语言粗暴，非黑即白，成为文革浩劫的助推器。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对于个人尊要的讴歌，对于政府权力的警惕，对于私人利益与情感的维护。对于这些因素，今天重唱它们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抱持一份警惕的。　　

1977年，中央宣布文革结束。转年，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入学的大学生。当年学校给我们宿舍楼每一层配备了一台电视机。那时，许多文革期间遭禁的文艺作品正成批量地解禁。一天晚上，电视播放的是文革期间被宣布为“封资修大毒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上海乐团演出，1959年首演时的小提琴手俞丽拿重新亮相。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音乐演绎到楼台会和哭灵时，在小提琴与大提琴之间缠绵倾诉和悲剧发生后凄婉痛楚的乐声中，俞丽拿的两行热泪眼滚落在琴板上。我们二十多个男生仿佛遭到电击，一片默然，不敢看别人的眼睛……　　

我们好像又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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