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载：父亲一生跟党走

父亲一生跟党走　　

先载　　

我的父亲生于1926年元月，农历时逢乙丑年十二月。天寒地冻，祖母难产在床上呼喊。一位叔爷爷为她去求神问医，寒冬腊月，叔爷爷一件长布衫下没有穿裤子，跑去求神问医，冻得话都说不出来。请来巫师驱鬼安神，父亲算是平安出生。　　

我爷爷年轻时在邵阳市——当时叫宝庆府挑河水卖，压弯了腰成了驼背。但是每天的收入还不能养活自己，逼得要把我的5岁的姑妈卖给地主当丫鬟，被叔爷爷制止住了。我的奶奶在家与我的太婆磨豆腐卖。每天晚上他们磨好了豆腐，第二天早上，我的三寸金莲脚的奶奶挑着豆腐走村串户的叫卖，卖得的铜钱再到地主家求着籴一些米，地主婆就是不答应，我奶奶把钱捧着放在地主婆的衣襟上，地主婆站起身把钱抖到地上，我奶奶连忙捡起来，又捧放到地主婆的衣襟上，地主婆又站起身把钱抖到地上，我奶奶又捡起来，捧放到地主婆的衣襟上，如此三番五次，才能籴到一升半升的米回家做饭。煮饭时多放些水，好熬点米汤给我父亲吃，此时摇篮里的我的父亲已是饿得哭不出声来了，可谓是喉干气断。父亲的衣服是过滤豆腐后不能再用的破布披在身上，一直到他结婚前都披过这样的包袱衣服。　　

父亲一生只读过一年多私塾，十二岁时，爷爷就让他去学徒当油漆工。父亲不愿去，爷爷把他用打稻子禾桶（四方形木制的，乡里叫扮桶）罩起来，上面压上石头磨子，不给饭吃。这样，我的父亲就跟着衡阳县桐梓坪的邹元正师傅学徒。“徒弟徒弟，三年奴隶。”这是父亲后来常给我们讲的话，其中的艰难辛苦尽在不言中了。　　

父亲学徒出师了，可以赚到钱了，家境好起来了，十七岁时，爷爷做主娶了我的母亲，我母亲才十五岁多。母亲在家织布，父亲租种地主的田，农闲时走乡串村做油漆工。尽管如此辛劳，正是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就不断到在离我的故乡不远的地方骚扰抢劫，土匪也在附近的山林啸住，闹得民不聊生。抗战胜利这年的冬天，我出生了。我是祖父母的宠儿，读小学前，我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对我百般疼爱，万般关心，但我却对他们十分叛逆。现在想来亦是十分后悔自己的年幼无知。　　

父母一生辛苦，解放前受尽地主的剥削压迫。1948年，我母亲喂了近一年的一头肥猪，卖给地主兼商人的李志清，他用小称大砣的手段，将一百多斤的肥猪称得只有八十多斤，。我父亲不服气，去找他讲理。他仗势欺人，打伤我的父亲，幸亏被旁人拦腰抱住我父亲，才没有受到大的伤害。此时1950年土改反霸时，农民抬着我的奶奶到乡政府的斗争地主的会上诉苦，才出了我父母亲的冤气。　　

1949年，衡宝战役前时期，国民党的溃兵经过我的家乡，来到我们的小山村，母亲带我们躲到山上去了，听走不动的老人说那些兵进村，杀鸡杀猪，抢东抢西还要抢花姑娘。幸亏年轻的女人都躲出去了。不久解放军的队伍从我们家门口过，没有进村。我那时年纪小，很害怕，大气不敢出，只有从门缝里看着解放军的队伍过去。后来一支队伍住到我的爷爷家的楼上，临走时还打扫卫生，我才不怕了。　　

土改后，父亲当了民兵，好像还当上队长，经常要去站岗放哨，守粮仓，有时还要到山上踩山肃清土匪。有时睡到半夜就有人来喊要接班放哨了。无论春夏秋冬，他立马起床就去。那时候尽管生活依然贫困，但农民都是喜笑颜开的充满阳光，推翻了地主的剥削压迫，没有了兵匪的骚扰破坏，人民政府的干部和蔼可亲与群众打成一片，怎不叫农民心里乐开了花。　　

1952年代，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在望，祖国的工业建设开始大发展，我父亲与一些手艺人到湘东钨矿搞建设去了。到农忙时才回家春种秋收，后来春种秋收也不能回来了，刚好党号召搞互助合作，他写信回来给母亲，要母亲参加互助组。1955年全国合作化高潮时期，父亲回到故乡，动员父老乡亲加入农业合作社。我家加入合作社，我家的耕牛农具全部交给了社里。父亲放心的到衡阳市打工去了，为祖国的工业化建设出力去了。农村合作化后，农村劳力有余了，城市的工业建设需要大量劳力。此后不久母亲也带我们随父亲来到衡阳。　　

1956年代，我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普遍建立起公私合营的工商业，父亲响应党的号召，走手工业的合作化道路，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社。由于社领导能力等原因，该社只办了一年多左右。　　

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父亲自筹资金一百多元，与几个手工工人组建了一个工厂，属集体所有制的形式，父亲担任厂长。自此以后，父亲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工厂、交给了共产党。父亲的工厂，人员不多，但成分复杂，有如我父亲般出身穷苦的工人，也有劳改释放的人员，还有犯错误被清除出的中学教员。也有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人，等等。区政府每年都派有工作干部到厂里来帮助工作，他们不在工厂开支，不拿厂里一分一厘的物资利益，只是组织工人开会和政治学习，有时与工人一起劳动。我还跟其中一位同睡过一张床，是一位当过派出所长的干部。我当时读初中。　　

父亲当厂长，每天与工人一样的干活，只有到区里开会时代表工厂，与外面的业务联系时就是厂长。其他时候就是工人。他没有什么文化，只读过一年多私塾，报纸都读不懂。但他是一个实干家，从几个人的小厂发展到几百人的大厂，填补了衡阳市的一个工业空白，生产的产品质量可与湖南省的国营大厂竞争了。为地方财政做出了一定贡献。　　

然而父亲的工资收入不能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活，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几元，后来加到五十几元，当时我们兄弟姊妹有七个，还有年迈的祖父母在农村要抚养。不得已我的母亲也在厂里做最苦最累的活，每月也就三十几元钱，加上父亲工资还不到九十元钱，十一个人穿衣吃饭，几个孩子读书。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尽管家庭经济苦难，父亲的操守令人敬佩，从办厂到“四清”、“文革”，到退休，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要内查外调他的经济问题，那些工作组的人就不相信这么多人口的家庭，这么低的收入，不贪污、不多吃多占，怎么过日子？事实给了那些怀疑者很好的回答，父亲一生清贫，一身清白。为我们后辈儿孙树立了榜样。这其中的艰难困苦也只有我们身同感受者所知道了。　　

父亲文化低，职位是从厂长做到副厂长，工作繁重，任劳任怨，对党一片赤心。尽管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到市委党校学习过，但就是没有能入党。为此他毫无怨言，痴心不改。一直到1980年他已经调离原工作单位，才实现他的愿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父亲一生跟党走，体现在当教他干啥就干啥。从五十年代的当民兵、加入互助合作社，到办工厂，1970年到农村搞社教，尽管文革时期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断，也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年后回城，筹办了一个水泥制品厂，1980年代还筹办了一个红砖厂。为此他没日没夜的工作，不辞辛苦。八十年代后期，父亲又借调到衡阳市防洪指挥部工作，当时钢材等物资供应还紧张，有些年轻都不愿意去跑材料，为了衡阳人民的安康，父亲不顾年老，四处奔波，多次奔波于长沙北京，解决了工程急需的物资材料，一直到九十年代，感到身体实在不行了才离开工作岗位，当时指挥部领导还想留他再干一段时间。　　

父亲退休回家后生活本应该幸福安康的，然而私有化的浪潮给他带来不幸，九十年代工厂跨了，多年的医药费不能报销，退休工资也好久没有开了，父亲气得生了病，之前我们兄弟姊妹也没有每月付生活费给他，只是年节和生日才表示表示，他也从不找我们要钱，即使很久不开支了，也不找我们要钱。对单位长期开不了退休工资也不埋怨。我们商量后每人每月给老人50元生活费，病了送他上医院看，也是我们自己出钱了。一直到他去世，几万元的医药费和退休工资也没有得到。　　

父亲带着遗憾离开我们，遗憾的是他千辛万苦筹建的三个工厂垮了两个，被有后台的资本家廉价买去了，还有一个亦是风雨飘摇，不知还能维持几时。但他一生跟党走，把一切献给了党。他的儿女孙子也有不少共产党员，继承他的遗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