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一件事的感慨
1974年1月25日下午在北京召开了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大批“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xx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
下面接着说。二十五日动员大会后，叶剑英没有任何表态，却在三十日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即“走后门”问题），感谢xx同志的提醒和督促。周恩来则正面反映批林批孔“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的问题。高烧中“只吃流汁”的毛泽东，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叶剑英元帅地位那么高，功劳那么大，几次在党，在红军的危机关头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称为党内“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人物，这样的功臣可以说是瑕不掩瑜，怎么能由此提起不放呢？芝麻一点的小事怎么就有放到最高层，惊动日理万机被国家大事缠绕纠葛的老年病魔缠身毛主席呢？从另一个层面上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有多激烈，反潮流反到什么程度？用现在的行话就是反腐败有多大的力度，反到了什么高度？什么藏污纳垢的地方都要反，简直就是叫腐败无处藏身。反腐败反到这种高度，哪还能还会有邓小平所担心的那样，问题出在共产党内吗？那还有“反腐败就要亡党，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的可能性呢！
所以现在有人拿现在中国的腐败，以他们见识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西方国家来相比，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这样的老子国都有腐败，西方国家有腐败，香港有腐败，新加坡有腐败，台湾有陈水扁腐败，所以中国也应该有腐败，更何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腐败再正常不过了。我不知道这是哪门子逻辑？大概他们站在西方立场上才这样理解问题，说出他们的理论，他们在腐败面前就不敢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更不敢拿腐败与前三十年相比，因为如此一标榜就在社会主义面前败下阵来，如此一对比就就无地自容，非毛反毛就苍白无力。这就是满脑子西化的资改精英的逻辑，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被这样的舆论占领，误导甚至忽悠我们的国民。前三十年被他们黑暗化，甚至比不上腐败透顶的被中国人民抛弃的解放前蒋介石时代，蒋介石时代被他们宽容，亮化成了美好时代，是非曲直全被他们颠倒过来。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在人民民主之下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腐败在中华大地上没有任何阴暗角落可供栖息，没有繁衍滋生的土壤，这也说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清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是吹出来的，而是自上而下的光辉照耀的光明，这也说明十年文革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一个社会主义不倒，保护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情感的伟大政治尝试。
毛主席之所以没有同意xx方案，是站在更大更重要的大局考虑，顾全大局，保持党内团结。就是这样也足以警醒全党，特别是最高层：不能走后门，不能当官僚，更不能搞腐败，要与人民保持鱼水情谊、相依为命。就是那个时代毛主席给了全国人民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的机会。
这也足以证明毛主席自己对吴旭君说的：“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也像这一时期毛主席在“三要三不要”中强调的“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的伟大品格，光明磊落思想精神，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讲到的，他未必有一个私敌；也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在反毛高峰时曾经讲到的不能把毛主席所犯的错误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
张夷 201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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