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拜物教-GDP主义批判

    经济是社会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制度化活动，也即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包括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及其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正因为如此，就我们的论题而言，说经济行为是人与物质性存在的文化联结方式，这一点应属不言自明。但如同宗教和政治活动，经济活动也有经验和超验两种方式。中国传统的民生经济就是世俗的经验性的谋生行为，而资本主义和现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行为，则是产品与直接需求相分离而以产品自身为目的，也就是以货币为标志的超验的物质积累为目的的了。

    因为后者的经济行为已不再是狭隘地满足人类直接生存需要的生物性活动，而是在生产和提供使用价值之外，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而进行的生产，也即以生产自身为目的“真正的生产”。马克思将此称之为“商品拜物教”，即今天说的GDP（英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主义，笔者称之为超验的形而上的生产：
     
   “每一种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都把它原有的使用价值和那种把它生产出来的特殊有用劳动的痕迹完全脱去了；……简单的商品流通（为要买而卖），是为一个存在流通之外的最后目的，使用价值的取得，需要的满足，而当作手段。反之，当作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则以自身为目的，因为价值的增殖，是发生在这种不绝的更新的运动内。所以，资本的运动，是无限界（限制）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人们对于经济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好像物质生产永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因而人的生存与发展永远仰赖经济发展的水平。这种误解是由于只见物质，不知“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心物间的和谐。其实人类的生物性需求极其有限，富有与贫乏都是相对而言，而经济活动恰恰是因为超出了生产者的直接生物性需求，才变成无限的、单向度的、抽象的、物化的本体取向。
    以原始经济为例。那时其实是很“富有”的。早期人类据信是通过采集果实，挖掘根块，捕获小动物或鱼类糊口，剥取树皮、兽皮御寒。由于地广人稀，原始部落选择的都是自然条件优裕的地方，水源方便，植物丰茂，猎物充足，气候适宜。人口稀少也使食物资源相对丰富，而且人的欲望也很容易得到低水平的满足，为此人类学家马．萨林斯把采猎时期称为“原始的富有社会”。韩非子亦曰：“远古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这种情形现在在非洲仍然很常见。原始社会只生产以满足生物性需求为限度的使用价值，产品只是满足需求的手段，就像动物只有在饥渴的时候才捕杀和寻找水源一样，超出可预见需求的生产活动既没有意义也消耗体力，毋宁休息。这不能单纯用生产力低下来解释，因为当时的需求也是同步低下的。布鲁诺说：

   “为了生活幸福，最好是：是个穷鬼而自认为是个大财主，而不要是个大财主却自认为是个穷鬼。享有一个你认为美若天仙、使你感到满意的丑丫头，难道不比享有给你带来烦闷和苦恼的丽达或海伦更能使你感到幸福么？如果不学无术的、不从事高尚事业的人们愈是孤芳自赏、愈感到幸福，那么，这对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驴觉得鲜草好吃，马觉得燕麦好吃，你觉得最好吃的是面包和沙鹑；猪猡对橡籽和污水很满意，而朱比特则要玉浆琼液才能满意。”

    而真正的经济行为是产品与即时需求相分离，是以产品自身为目的，也就是以货币为抽象符号的物质积累为目的，说到底是以割裂生命的物质单极为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新的做法固然是由于产品生产、贮存、加工、转运、交换和变现能力的提高，但同样也是由于对超出一己有限时空以外的延迟需求和异地需求有所预见。
    古希腊谚语说：“人就是金钱”，“财富是没有止境的。”对于经济而言，康德设定的现象与物自体的鸿沟是可以逾越的。“货币是一种外在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观念的普遍手段”，经济生活中的货币之于物质相当于宗教生活中的人格神之于精神，西美尔称之为“我们时代的上帝”，“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 它是有形产品的抽象化，同时也是能被直观的物自体，看得见摸得着，通过市场购物变成现象，再通过市场变卖复归本体，如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突破自然生态极限之前，不断地双向地使人类物化，同时使物质人化。 

    如果把西方中世纪文化与近现代工业文化做一对照，所揭示出来的文化内涵将极富启示性。按照美国的大卫.格里芬，宗教是一种与终极实在的联结方式，是捍卫共同信仰的救世之路，而现代自由社会自有其神学替代物，即通过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造成的物质进步来实现“救世”。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构成这一神学的两个现代替代分支：经济学理论旨在说明市场行为如何把私欲变成公益，因而成为神秘天命学说的现代形式，市场经济则提供了一个“实践神学”的复本；自然科学提供关于宇宙本性的基本真理，现代科学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就其“本来的和典型的形态而言”，则相当于罗马天主教的“基础神学”和新教的“护教学”。 正如格里芬所指出：

“人类没有放弃宗教，他们仅仅是不再相信宗教信仰的传统对象而已，宗教的基本动机仍存在，那就是与宇宙的终极实在或终极力量和谐地生活。无神论唯物主义只不过意味着用一种宗教最终代替另一种。对唯物主义说来，物质本身被看作是宇宙的终极实在，它是存在着的一切，也是我们重视的一切的创造者。这种宗教动机解释了从理论唯物主义向作为一种宗教生存方式的唯物主义的转变。这种宗教唯物主义的最明显的形式是毫不魇足地渴望支配和占有物质财富。”（[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宗教》）

    这里还可以提一下日本学者岸根卓郎的新文明论（[日] 岸根卓郎《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岸根把文化划分为两种，即母性型东方精神文明和父性型西方物质文明。二者差异源于东西方人大脑的差异：左脑具有科学技术的思想方法的基础——语言、计算、分析和逻辑的中枢，右脑具有艺术、宗教思想和创造力的基础——非语言、直观、综合和空间认识的中枢；一方再努力也不可能产生对方的独创成果。此外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差异，就培育了东方和西方人不同的“自然观”。

    岸根卓郎引述了汤因比一个著名论断“现代西方文明虽然以它惊人的速度席卷了全世界，但由于它低层次的物质崇拜使它以更快的速度衰落”，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崩溃正在一步步地到来。” 现在正临东西方文明交替时期，方向是“第四种社会制度”，即应从现有盲从西洋工业物质文明，偏向物欲的社会制度，转向正确摆好主客观关系，尊重与宇宙相关联的万类生命，心灵充实的社会制度。结论是，与自然共处、与自然共鸣、顺从自然的母性型东方精神文明将取代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父性型西方物质文明。

 

    综上，GDP主义的蛋糕做大再分论应该休矣。唯有把国字号垄断的社会福利也分给百姓一杯羹，回归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也即儒家民生经济，才是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