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一直在关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上层政治中的两个奇特现象：一个是跟老子亲，却跟创家立业的爷爷过不去；二个是打爷灯向父转，一条道走到黑。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发现这些现象根源于钦点接班人乃至隔代指定继承人，造成庙堂上的人只对钦点者负责，顾不上国家利益和群众呼声。如戈尔巴乔夫引赫鲁晓夫为同道，先反斯大林，后反列宁，以背叛他们来彰显自己的“高明”，结果掉到了人间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了，苏东的国家和人民也跟着遭殃。
纵观前社会主义国家从前辈手上接过大权的继任者，为什么都会产生声誉不足的焦虑，为什么都爱用赫鲁晓夫式的最省力的办法来抬高自己，为此不惜敌友颠倒，是非混淆，以致被昔日对手乃至帝国主义利用，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个中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钦定接班人和选举走过场，由此担心法理和人心上的纠结形成不了领袖的凝聚力，总想以自己的“高明”去盖过创业者的一头来补偿。无奈客观现实不买账，发展到不好收场之后，索性来个破罐子破摔。
破罐子破摔是一个左右为难的痛苦过程，因前任“显高”者的大错已经铸成，继任者实际上已被挟持，不继续下去，前任的势力及既得利益者不答应，生命财产的恐惧让他们义无反顾；继续下去，真让“显高”者们如愿以偿，承担千古罪名事小，反对的怒火事大，高阶维稳也不一定凑效。即两者皆危，左右难适，造成体制内的僵局。
化解这一体制内的僵局，一条是殊死较量，背水决战：一条是和平过渡，渐进回归。理智的态度应该是立足于背水决战，寄希望于渐进回归。
渐进回归的关键是转换接班人的确立机制和心态，即改变其对钦点者负责的机制，建立其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机制；改变其事后诸葛式的“检过”充能的心态，养成自我“检讨”决策的健康心态。办法是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在上层实行真正的党代会选举和人大选举，在下层恢复人民群众直接监督各级干部的“四大自由”。
真正的选举是有选择性的差额选举。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代际交替中都没有形成这一机制，其被颠覆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其权力运作机制的失败。我们国家比他们强，强就强在人民群众有“四大自由”的底蕴上。
实施差额选举的要领是循序渐进，保证平稳过渡。即先从选举总理开始，由新一届政治局推荐两名委员作候选人，不搞竞选宣传和拉选票，根据其平时表现和施政纲要，如反腐败的承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承诺等，由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这样的差额和高效选举既能促使高层转过面来正视党和人民，也能克服西方金钱竞选的弊端。而恢复“四大自由”则能保障人民正常地行使监督权，使其监督依据的《党章》和《宪法》的条款真正落到实处，扫除“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使人民民主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为战胜“普世民主”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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