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个互向的反主流化景观：当中国资改派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努力推行GDP主义，也就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之际，西方国家在其经济体制下却在努力改善民生，也就是在搞社会民主主义也即“资本社会主义”。如果单从政策取向上看，西方那边显然比我们这边更为人本，更为社会主义。
历史将作出回答：到底谁在逆潮流而动，他们还是我们？
理论上说，作为西方经济型社会中的一种非主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在认同以经济发展为社会主导取向的前提下，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其社会总体目标。它开始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包括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和主张民主手段和渐进式改革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但在一战和俄国革命后则完全转向渐进路线。故列宁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如果撇开上述激进渐进之争，那么二者仍有共同点，即诉诸政治手段来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或状况。
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通过立法改革资本主义，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至于社会主义理想则被遗忘或被重新定义了。它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议民主制的一种模式，以弥补自由民主制之不足。它主张民主不只是个人自由，同时也包含免于被歧视的自由和免于被资本家滥用政治权力的自由，而平等和社会正义也不只是法律上的平等，也包含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平等。
上世纪以来，欧美许多社会党便不断参与各种选举，致力于制定更有力的劳工法、对主要产业实行国有化、和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在这方面瑞典堪为典范。瑞典在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发展得相当繁荣，其高达57%的税率级次并未减缓其经济成长，相反从独资公司到跨国公司如Saab、宜家、爱利信等，可见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据称极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还保持着世界最高平均寿命、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国债、低婴儿死亡率和低生活费用。
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大多已远离其社会主义初衷，不再认为市场经济有违其目标，因而严格来说已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了。它们都接受中立的第三条道路，支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强调机会均等作为社会正义的基准点，因而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但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承认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在讨论政治时的用词也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异。
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混合经济，以资本主义为主体，但由政府提供一些社会服务。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再强调他们长久以来视为目标的社会正义，改而关心人权和环保议题。这些一些政策也被其他主流政党所支持，如累进税率和政府出资保健系统。与此同时，社会党放弃了国有化主张，甚至转而推行产业民营化，见于澳大利亚的霍克和基廷、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瑞典的佩尔松等人施政期间。
社会民主主义主张：
1）管理私营企业以确保劳工、消费者和中小企业利益；
2）社会市场经济超越自由市场，必要时实行计划经济；
3）公平贸易超越自由贸易；
4）广泛推行社会福利体制，尤其是对穷人投保以免受疾病、失业影响；
5）政府持有或者补助全民教育、医疗、孩童照顾等服务；
6）实施累进税率制度；
7）规范产业制度，规定法定最低工资，确保工作环境，保护劳工免受随意解雇；
8）建立环境保护法规；
……
同样，和中国资改派现在在国内的处境一样，社会民主主义也在遭受左右两边的攻击。自由主义者批评上述政策过于限制个人权利和经济上的自由，认为国营学校、医疗系统、孩童照顾和其他服务只会让社会趋于平庸，而应鼓励通过竞争迈向成功。经济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则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妨害市场机制，产生大量的预算赤字，而限制企业自由将会伤害经济的发展。现代自由主义则批评社会民主主义为其理想目标而限制了个人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但左翼仍旧批评社会民主主义太过依赖资本主义系统，其代表人物布莱尔、佩尔松和施罗德的政策和资本主义没有两样，例如施行减税、减少社会福利、进行私有化、减少产业上的规定，并导致福利国家政策大幅倒退。
笔者以为，既然中国自古选择了政治型文化，那么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的宿命。而选择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也很难改变，上述诸国尽管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仍然无法脱离资本主义范畴，只能说是温和的资本主义。同理，中国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也无法脱离社会主义范畴，不过是与前三十年“宽猛相济”而已，说是温和的社会主义也未尝不可。两边的决策者须知，政策一旦突破制度所能容许的限度，反弹就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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