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阶级的属性
2011-7-30
王中宇《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轨迹》讲：史实告诉我们，王朝崩溃多因官僚群体聚敛无度，导致底层百姓无以为生。结果就是揭竿而起，四海沸腾。可见，对官僚政治而言，抑制官僚贪欲的机制决定了王朝的寿命。而这一机制就是“儒表法里”。
清倭仁上书：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发於事迹者易见。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乡者，君子也；依违两可、工於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弼、进忧危之议，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气数、不畏天变，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
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主要依赖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就是讲究“修养”，其结果是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西方文明入侵后，官僚集团表现出强烈的资产阶级化倾向，其结果是一个世纪的战乱。过去30年的历程，可明显看到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其一，工人群体从理论上的企业“主人”演变为法律上与“用人单位”签约的雇佣劳动者。其二，官僚集团的收入增加远超过平民百姓。“效率”服从掠夺、利益最大化。
作为受益方的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参与政治进程，成为党员是第一需要。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指出：“这些资本家党员的来源，据调查，由党员成为资本家的，占78.6%（其中公有制企业变私有制企业的占43.4%，党员下海创业的占35.2%）；由资本家成为党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可见党员资本家中，近八成原来就是共产党员。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远高于工人、农民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李成瑞«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 200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课的讲稿）
毛泽东指出，走出“黄氏怪圈”，必须以人民的监督，来防止官僚集团的怠惰、贪腐。
马克思、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让政权回归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手中，而不再为官僚群体所把持。就是要工人、农民、士兵中的知识分子和“背叛”有产阶级的革命者把握政权的运作，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要求，行使民主、专政的政治权力。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作用，消除官僚习气、官僚作风、官僚政治。
党员不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教育，不成共产党员；当官的党员，没有无处不在的监督，也不可能是“人民公仆”。存在决定意识，就在于此。更何况那些自以为是、狡诈、强蛮的暴发户，怎能一定会遵纪守法？
资本家、私有企业业主、官商勾结者，尽管具有某种“效率”，但更多的是自私、自肥的效率，是邪恶的效率。没有真正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和人民群众无时无刻的监督，光靠自身修养是无论如何无法保证没有私心的，因为私有制的核心就是私心。
斯大林时期、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委员多数是一线的工农兵代表，真正敢说、敢干的人民代表。只是由于没有长期的民主传统，几十年锻炼的干部一旦要摆老资格，群众就不好说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树立“革命有理、造反有理”的精神，形成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力量。
阶级的属性来自社会条件，社会地位和对信仰的现实构建。社会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大众被蒙蔽；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诱发特权；只有不多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革命者具有觉悟，却被遮蔽。最后，只能是阶级冲突激化，工农兵重整队伍，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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