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的说，是想起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重印本序”，其中有一段是：“《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
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里有节“五个小时的争辩”云：“一九六六年五月某日下午五时，加大为我的论文大纲开研讨会，到会者大约四十人，其中十多位是教授。教授们没有在会前读过早已拿到的大纲，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第一页的六个结论全盘错了。”在我看来，即使出于纯好奇心，也该读一读，难道经济学教授们都偏执到如此比无知还可怕的地步？
又云：“两个小时后，第一个站在我那边的是H.Somers，很有点强辞夺理。……赫舒拉发跟说：‘不要管第一页的六个结论，我们要从第二页的分析开始。’”而在另一篇文章中，赫舒拉发的话就是张五常自己说的了。当然这是小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两个小时后，才有教授恍然大悟，而且争辩一直持续五个小时。上帝啊，难道经济学教授们理解力都比较的有问题？说实话，我比较倾向于这个结论，因为经济学教授们在坚持理性人假设的同时，往往又把一部分人当白痴：比如马歇尔把地主当白痴，科斯把种麦子的当白痴，阿尔坎则直接搞个白痴理论，并且被张五常发扬光大……
三云：“争论的 诸 君主要是为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是老生常谈的……。”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意思是“一九六六年五月某日下午五时”之前是并不知道这个老生常谈的。张五常在《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里又说：“我的经济学很传统，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 鲁宾逊 夫人到凯恩斯到费沙等，我都读得认真。跟着是森穆逊、阿罗、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发、普纳、高斯等较为近期的，也读得认真。可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献我读得多而透。六五到六九年间，我转攻资料性的读物。一九六九之后，自己不再进图书馆，要什么资料由助手替我找寻。……”照我的理解，史密斯和马歇尔的著作应该属于张五常一九六五年之前就读得多而透的文献，而不是什么资料性的读物。而大家又都知道，至少史密斯和马歇尔的大作里都提过这个老生常谈，难不成读得认真的 张 教授给漏掉了？
以前爱看些红楼梦考据之类的书，免不了粘点考据癖的恶习，以上就是恶习发作手痒的成果。不过还是要感谢张五常，因为据都在他的《五常学经济》一书里了，省却了我不少别处考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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