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8日星期五
一、研究的前提和基本要求
真正的科学研究不屑于概念的繁琐朔源和庞杂材料的无目的赘述，因为任何思想理论的进步都只能够在个体思维中去实现。正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认识本身的社会历史性只有在被理解为一种对于个体思想的启发从而被当作思想逻辑的新起点时，才会具有意义。真正的科学研究与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都是不能相容的，几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比较少有杰出的思想贡献，——世界科学史上无中华姓氏冠名的科学定理定律以及迄今我们仍诺无缘于贝尔奖项——其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的能够受到最好教育的人们的精神活动并不是由于改变现实的冲动，甚至也不是因为闲暇的思想逻辑的情趣，却基本只是一种如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所概括的“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狭隘利益的驱使。这正如丁肇中教授所说：“科学家为了诺贝尔奖而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为了名为了利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文明大国的中国长期衰落的历史和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进步，也不容置疑地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理论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二、研究民主问题的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地抓住问题的根本，我们不妨采用类似文学描写的“倒叙”方法，先看看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再看看我们能合逻辑地“想”到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下面的“引述”就不能是出于对“权威”的“崇拜”或者“走捷径”的“利用”，因为如前所述那与“研究”毫不相干。引用只是对于问题的很方便的“说明”。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过程就曾经被叫做民主革命，而其领袖的毛泽东就曾不断强调：“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新民主主义宪政》，1940年2月20日)“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
1990年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山西考察工作时讲：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最科学的。美国有什么民主？比如选举，好像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竞选一个总统没有上亿美元的资本，是没有办法当选的；竞选一个州长，没有上千万美元买选票是没有办法当选的。”“我给外国人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没有用直接选举的办法，为什么呢？我们十一亿人里面有两亿文盲，怎么直接选举？这不是很清楚吗？”（《在山西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要点》（1990年1月18日-24日）2002年8月收入江泽 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9年7月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同志会议上说：“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总想把他们那套民主制度强加给我们，总想让我们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西方国家一直在进行尖锐的斗争。西方敌对势力打著所谓的‘民主’牌，实质就是要实现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当。”
享有“务实”美誉的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强调了民主问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我不是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的谈话)“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甚至认为中国的民主问题会关乎世界命运：“中国乱了是世界性问题。现在中国要是乱起来决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有毛主席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内战，只有小打小闹，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如果再乱，就难以控制了。往香港跑100万，泰国1000万，缅甸500万，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跑去几百万，会是什么局面?”“所以说是世界性的灾难。世界政治家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合作。互不干涉内政是最根本的原则。提出这些原则曾得到埃及的赞成。这些原则经得起考验，对谁也不吃亏。” (1990年5月13日邓小平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的谈话)
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也许是由于我们民族曾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缘故，民主问题实在是一个关乎我们民族的兴衰存亡的大问题，而特别是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军事大国不断地把“民主”做为理由按照他们的意愿在其它国家培植反对势力从而任意改变和肢解一个民族国家已近乎“时代潮流”的形势下，认真地研究民主问题使人们真正地懂得民主从而取理性态度，并不是一个不如经济建设甚至国防建设重要的问题，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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