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的治理体系与项目切入
近日在西北地区的乡村田野考察时，发现农村似乎普遍存在两套不同的治理体系：现代/公开/法律认可的体系如村两委、村学校，隐性的/传统的体系如庙会组织、社会组织、自乐班组织，以庙会组织为首。这两大体系各有核心，各有自己的外围组织，发挥各自的功能，现实的社区治理体系往往是两大治理体系力量平衡共治的状态。这与中医的“阴阳”学说非常吻合。（见下图）
1） 社区组织与治理体系的关系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村委及庙会组织之间存在很多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各自承担者不同的社区功能，两类组织之间相互补充，并且组织的种类和数量也影响了社区治理的能力；
从考察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社火、戏班子等传统的文艺组织的恢复，增强了传统治理体系的能力，也增强了整个村庄的综合治理能力。此外，合法的组织体系也在尽力培育自己的外围组织，如合作社等新型经济组织；
2） 两大治理体系的平衡状态
两大治理体系在关系方面大多时候呈现合作、互补状态的平衡状况，有时候也会呈现矛盾的状态。力量交错的平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区的治理效果。我们看到如果两个体系都相对完善，实现完全的合作、互补的结果，或者传统的治理体系强于现代的治理体系，那么村庄的领导人往往比较有公益心,该村的治理往往是“善治”，相反如果传统的治理体系比较弱小，甚至完全消失，那么该村往往矛盾比较突出，内部治理呈现缺乏监督、治理恶化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这种平衡是动态的，即两大体系都会尽力支持中间社区组织的恢复和成长，并且作为自己体系的一部分。在考察中发现，自乐班成立过程更多地得到了村委的支持，村主任也是自乐班的成员，该自乐班更与村两委比较接近，成为现代组织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一些村的自乐班则一直与强大的庙会组织很近，在管理上明显不太买村委的帐，并且表现出强烈的社区监督意识；
此外其他地区的经验表明，村两委等现代合法的组织也在主动向传统组织资源借力，例如一些农村地区建立的红白理事会、红白监事会等组织，就是在村两委的领导监督之下，吸纳‘乡村五老’等传统资源组成的具有部分庙会组织功能的现代社区组织。
3） 外界项目切入的社区组织对治理体系的影响与反思
社区组织的持续存在必须仰赖于社区的某些制度安排、社会网络资源，如社火、自乐班等文艺组织因为根植于传统的文化网络，得到了强大的传统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和支持，也最容易获得社区群众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这正是这类社区组织能持续存在数百年的跟本原因。
反思NGO以往在社区推动的一些社区组织，如社区发展小组经济协会、合作社、各种的小组，其成败关键原因也在于此，要么缺少相应的治理体系的保障，要么缺乏足够的社会网络支持，缺乏支持和保障，最终只能导致力量弱小，被架空，或者无法得到社区认可和保障：
社区发展小组：基于现代治理体系，过度依赖外界力量形成的社区组织，缺乏两大治理体系的认可，村两委的认可也是暂时的，更缺少足够的社会网络支撑；
经济协会：基于社区的经济脉络，虽得到现代治理体系的认可，但是因经济脉络比较薄弱，所以支撑力量不足，容易形成空架子；
合作社：如果是基于文化组织而培育和合作社，那么既得到两大治理体系的共同认可，也得到了传统网络的支持，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
各种功能小组：如**妇女小组，如缺乏文化功能，关注领域又是两大体系不太认可和关心的，如妇女健康状况，而妇女的脉络还比较薄弱，同样，也很难持续存在。
4） 外界项目如何推动社区组织化
透过上述发现及分析，未来NGO在社区推动组织，应该从传统文化脉络入手，充分尊重和依赖村两委领导的现代组织体系，这样产生的社区组织一方面能得到两大治理体系的认可，最重要的是从传统入手得获得村民的认可和支持。
对于传统体系破坏比较严重的社区，不太建议直接的社区组织推动，而应该先从传统脉络的修复和加强入手，待传统体系初步恢复，文化组织产生之后再基于此推动社区组织化。泾源三个村的经验表明，两个治理体系的均衡对于社区的“善治”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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