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需要导师
2011-9-4
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联合，才会形成“人民”，而阶级的形成也绝不仅仅是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是社会地位决定，同时具有阶级意识，团结起来具有政治统一意志的政治集团，才具有阶级的社会意义。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使得现代大工业社会的劳动者第一次有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除国家异化后的劳动异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创造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文化政治。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真正的革命。这里不仅仅在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更是强调革命导师的重要价值。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没有新中国。
革命群众与革命领袖是历史的结果，更是人民渴望解放的推动力和社会压迫激化促成的结果。当社会革命潮流处于低潮的时候，群众就可能成为各自游击、“发财致富”的分子化分散的状态，是一盘散沙的状况。当社会两极分化，阶级分野日趋明朗，社会压力、国家战争日趋激烈的时候，阶级意识就会促使人们强调社会价值、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列宁就曾经历了这个历史转变，他强调历史的规律，更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同时还特别警惕左派“幼稚病”，不能超越历史的步伐，只能促进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不做运动的尾巴，必须引领历史，这就是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
周承友《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与文化意识形态变革的历程》一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很好，那些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学者、工贼的人们，对马克思主要基本原则立场的背离，只是获取“学者”饭碗的投名状。他们更多的是对马克思革命理论实践的背叛。
周承友指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是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远离”中个别方面可能有所发展，但至今还没有出现与西方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新变革相对应并吸取其合理思想的、能够唤醒和积极推动西方劳工大众进一步获得解放幸福的、比较完整的（包括某一个学科方面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第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欧州共产主义”可算其中的两个“半个”）。究其原因：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及其带来的劳工大众的变化和涉猎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学者、党员的社会地位变化，在于其国家和国民至今最大地集中地享受着全人类创造的积极成果，也在于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及其榜样力量的丧失。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必须是站在人类历史-哲学的高度，超越地上、眼前地区现实利益之上的人类解放高度，聚集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化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个使命是人类统一的命运，是一个事业的不同镜像。
没有革命导师，光有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2011年的战争、动荡，201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不会有革命高潮到来的。
革命导师的全部意义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系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正义者同盟实现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革命；列宁斯大林通过布尔什维克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立了一个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取得了战胜法西斯、促进民族革命风起云涌，压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西方福利社会等一系列的成就。毛泽东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清扫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污泥浊水，将社会主义推向新高度，鼓舞世界人民一度瓦解了美帝国主义的基础。斯人已去，世道变迁。人去政息，这就是导师的价值体现。
人类自我意识的成熟需要超越阶级的限制，更需要超越私有制视野，需要人民真正的觉悟。首先，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形成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建立人民国家，实现革命内部组织的民主，统一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实践上来。关键的一点是将人类的聪明才智变为“瓦解自私自利之心”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呼唤“导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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