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私有成份和剥削阶级思想存在，资产阶级急剧庞大。能不能保持永不变色，实在令人担忧。
一、党的领导面临严峻考验。我国是以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一元化政治体制。但是，现在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作补充的分配制度相联系的经济多样化，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多元要求。以私有成份形成的阶层，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逐步将通过拉拢和合法手段，控制党政、国家机关。与私有化相适应的剥削阶级思想，也在不断腐蚀着党政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随着一代一代领导的更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各级领导层对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感情将日益淡忘，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也会越来越兴致下降。就从目前来，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者，已是司空见惯。连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都崇拜资本主义，不信社会主义。那党内就没有这样一批人了？肯定有，只不过象赵紫阳在台上时一样，不到关键时刻，尚不便暴露罢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危险，主要危险的是各级党政和国家机关权力的监督，一时难以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发展到一定时候，被收买的官僚资产阶级，就会与社会上的各种剥削阶级遥相呼应，为保障自己既得利益，逼迫共产党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苏联政权的演变过程正是这样。在苏联解体和复辟中，恰恰是官僚阶层，多数希望这样的结局。苏联和东欧复辟时，几乎没有遇到官方层面的反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因为，在过去“改革”推进私有化的过程中，很多官员实际已经成了资产阶级。他们希望资本主义，从而把占有的财富合法化。党政和国家机关的变质，是复辟资本主义最大的危险。正如邓小平所担忧的那样：我国要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
二、资产阶级日益趋向主导地位。现在，我国虽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但具有私有成份的企业数量已经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还在增多。把剥削作为重要手段的相当多的企业老板和管理阶层，加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的腐败官员，占有的财富占了整个国家的大头。这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不可能长期不产生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同时，资产阶级的财富，他们是否心甘情愿地“先富带后富”？这是很让人怀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早就揭示，剥削阶级的本质决定，他们是不可能拱手让给被剥削阶级的。我们最多通过税收，从他们那里调节出有限的财富。即使将来我们为了消灭剥削，重新实行公有制，我们又怎样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归公，把他们剥削的财富归社会所有？除非再搞社会主义改造或进行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将引起动荡。至少是目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难以办到的。这样就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资产阶级始终处于剥削地位。当他们的阶级基础达到一定程度时，很可能成为一种无法遏制的力量，迫使我们走向资本主义。同时，西方敌对的资本主义势力，面对一个仅存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不会甘心的，必然用侵蚀、拉拢和经济控制等手段，来颠覆我们的国家。我想，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可能就靠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几个人就成功的。
三、劳动人民处于弱势地位。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体现。但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低层一般工农商等劳动大众所占比例很小，即使连同其它方面的低层人员比例也不占优势。基本要由各行各业和各地的领导来为他们当家作主。如果领导层官商勾结或被资本家通过其它途径收买，那主导权就在资产阶级手里，必然倾向复辟资本主义，以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劳动人民实际是没有当家作主权的。同时，和平演变通常带有蒙蔽性。资产阶级知道，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得到社会主义好处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会答应，所以以各种普世价值观等美丽的光环和理由，来从事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来否定社会主义。即使象叶利钦这样明目张胆的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直到死也没有说过是在搞资本主义。只有等制度一步步出来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因此，即使革命性很强的劳动人民，也会因为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小恩小惠”，加之没有直接的权力，而放弃有组织的反抗。而作为党政和国家机关，虽然没有变质，但也不希望动乱，对人民群众中的反抗现象，可能会持压制态度。这样，人民群众有组织的反抗是不会出现的。更何况如果被叶利钦之流把持后，人民群众就更没有条件反抗了。这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时，几乎没有人民群众反抗的原因所在。
因此，能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顺利过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在党。只有党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强化权力监督，提高党政和国家机关拒腐防变能力，严密防止资产阶级代理人混进领导岗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更好地确保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能防止国内外资产阶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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