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走后门的谈话

周恩来关于走后门的谈话

杜钧福

1972年7月14日晚，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任之恭等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及“保钓”运动代表并发表了讲话。时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科学界开始学术交流，以美籍华人学者为先锋。周恩来主要介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并向他们宣布了林彪事件。当然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此事。

在接见这个代表团之前，周恩来还和一些参与接见的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了一些话，涉及高等学校招生事宜。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当时的传达笔记：

周恩来（对周培源）：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对物理所、数学所的人）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对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秦力生：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其中秦力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

对于这一走后门事件，秦力生必须向周恩来汇报，他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权威，这件事也解决不了。周恩来虽然讲的话很愤激，但显得底气不足，批评了一顿，事情也没坚持办下去而推给了“以后”。看到一国总理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他说的话跟老百姓发牢骚差不多，我们的心情极其失望，因为看样子这批走后门的学员不可能退回。

我们的预料不错。1976年，这批工农兵学员经历了四年“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以后，毕业分配到我们所里了。也许是毛泽东说的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也许是秦力生说的太绝，这批人里也有不走后门的，也许是其中有些不属于这批人，我们无从查对，总之其中有个别学员还是很努力的，经文革后进一步培养修成了正果，成了骨干。但大多数人基础太差，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在院里专门给他们开设的补习班里补习一些知识后，一些人员才在不同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数人最后离开我院，特别是在后来的经济大潮中下了海。

但是分配到我们研究室的两位山西籍学员肯定属于秦力生说的那批。其中一位思想严重极左，来所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如鱼得水，推波助澜，进入了所里的政工组，为大众所侧目，不得人心，文革后很快离所了。另一位不很关心政治，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但业务一窍不通，且品质极差，甚至小偷小摸，显得很猥琐，为人所不齿，后来调回家乡，居然在一个市里担任了局长，说明其确为地方干部子女。

没有什么比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更能说明周恩来提到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了。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是以一种暧昧、隐晦的形态出现，如今却变得明目张胆、厚颜无耻、肆无忌惮，连总理都管不了。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所谓防修反修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离越远。

在当时，这件事对我院业务工作的实际损害远不及对大家思想上的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大家开始以“中南海二老”来称呼他们，并在算计他们身后的日子。报纸上那些仍然疯狂的语句被看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被看做毫无原则的投机者，不代表任何群众。无论是前造反派、保守派，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弥，思想开始趋同。这些思想变化为几年后的四五事件准备了条件。

即使到现在，为什么连周恩来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后门学生仍然模糊不清。据我们了解，他们确实只是县委一级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显赫的背景。所以问题可能在于省委一级坚持不退。

周恩来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身不由己”，须事事服从毛泽东的指令，甚至屈从江青的淫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在我所说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不由己。不但周恩来，而且毛泽东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估计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类。这样的事，不但要办，而且雷厉风行，层层加码。不办的事，只能是精兵简政、不许走后门之类。“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看是什么话了。和自己利益抵触的话，说不办就不办，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如此。有一股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更厉害的无形力量在左右着他们。他们不得不顾及这个政权所依靠的基础，即各级干部阶层的利益。（原载《记忆》电子期刊，题目有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