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 邪
有人这样概括为官之道：一退居二线的县委书记的儿子提拔为异地的县委书记，上任前请教父亲如何顺利当好“县太爷”。其父指点八个字：“不说假话，不讲真话。”儿子不解，父点拨，说假话将失去群众，讲真话将得罪领导；儿子仍不解，父只得直白：“全说空话！”又有人总结：“官场险恶，要紧处必备两条，一须朝中有人，二须自己不是人。缺一难成其事。”从护犢之情感想，这老县委书记的“清言”必是其人生阅历的切身感受；从官场之境遇想，这儿子想必将承袭而得到攫拔。今人以之为“人精”，古人称其作“官邪”。
何为官？《说文》说：“官，吏事君也。”《尚书》有具体释义：“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霖雨。”这本是中国官的本义。古人对官的要求是“先民而后身，薄身而厚民”（《宴子》语）用今天的语言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相反，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有句“名言”：“升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李嘉廷的儿子李勃也有言：“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这可以看作概括“官邪”的本质动力。千方百计地获取公共权力，获取后即把国家目的变成个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有一则小故事：一位政治“画家”凭借着权威拿了一张白纸去参加画展，下注骏马图。有观众问：“这是什么？”“画家”答：“三匹骏马在草地上吃草。”观众不解问：“草地在哪里？”答：“马已经把草吃光了。”问：“那马在哪里呢？”答：“你用脑想一想，草吃光了，马还不跑吗？还要留在这里饿死吗？”凡事霸道”罗货利,进声色,结私党”,这即是“官邪”的基本特点，也是其人生哲学和行事逻辑：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真正、真实的内容，一切都可以凭愿意设定安排；说谎使假随机而用，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也可以归纳其共同的思想认识特征：视权威为思维原则，把崇拜权威作为思想方式，想事情、看问题必要从权威出发；遇事无关宏旨，尽皆“保密”，如不能保密，一旦公开就等于出卖；做任何事都怕透明，怕被知情，总是视人言殊,心地鬼蜮。
“官邪”大行其道须有其环境条件。其一是让社会生活尽可能地物质化，即衡量社会生活的各项指标都要尽可能以物化标准来实行。如幸福是有怎样的车、房、位，甚至多少妻妾子女，理想是有多高的官位、多大的职务，成功是赚了多少金钱。这世界只有金钱最美好，如麦当娜“物质女孩”所言一般：“吻我可以，抱我可以，没有钱不可以。”社会把视力、情感、心劲都倾注于物质利益，只相信、追求利益真理，正是“官邪”生长的适宜土壤。其二是在相当的社会空间，形式的东西被当作了内容，或内容的东西成为了形式。如有人认为，过去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搞建设，工作就需要请客吃饭。公款消费屡禁不止，是因为有相当一些从事经济管理的人认为发展经济需要请客吃饭，从而百余个高端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不但成了既定事实，而且年终岁尾、假期节日还得涛声依旧,规劝频仍。有这样的“气侯”，“官邪”发展是为必然。其三是公共利益变成了同其他私人目的对立的特殊私人目的。招商就可以强行拆迁，就应该允许牺牲环境或其他个人利益；加快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就要允许挖煤采矿且可以死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和旅游开发就要允许色情服务和赌博；发展经济就要允许假冒伪劣，先生产低端东西，让一部分人先实现原始积累；……。有了这样的“水”来浇灌，“官邪”想不长都不行。
利益真理被发展成了“形式的国家精神”，把人生幸福、发展目的定义为物质享受，挥霍物质财富被追捧为大富大贵.于是，精神萎缩成了下贱的祭祀纸张,糊个什么烧掉,就算一愿已成.说句话就想成指示，做点事就叫做贡献，拿点钱物就是献爱心；游玩取乐还要引领时尚潮流，买官敛财还能自视得重用享尊贵，……。正是这样的环境又让“形式的国家精神”既国家无精神变成了绝对命令。掌握了公权力者就能不断地扩地、蓄势、结帮、控市、固宠、夺利、争权，“一把手”成了辖域政治、经济、资源、话语的专制皇帝，椒戚权贵,气焰薰灼,任意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取特殊利益，致使各种怪事、怪招层出不穷，民众苦不堪言，从而为官不“邪”倒难以为官。
有一则令人听了想哭的笑话：一个官员问他的秘书道：“应该怎样惩治那些造谣惑众的人？”秘书提醒说：“谁听信谣言，就要先割掉谁的耳朵！”
其实百姓都明白：“酒精不是酒，人精不是人。”其实古人也早有告诫：《左传·桓二年》明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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