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

我的文革

陆兴华

下面这几句是想与善意的想要开放和实验地讨论哲学、政治和历史的朋友讨论，不是写那些错乱的、一听到“文革”两字就像歇斯底里的老处女听到sex一字后的反应的朋友们看的。

我对文革的态度？我生得晚了一点，所以不能判断1966年到1967年2月中国发生的那一段的实况——但我也不相信有这样掌握着实况的人。由于专制高压，身在其中的人，实际上也不一定能全面了解这段“历史”，也就是他们的记忆、叙述或档案，往往不可靠，而后者，我们都知道，福柯说了，都是我们人类的主体知识的诡计，不好全信的。历史是多个故事纠缠在一起，你讲了一个，漏掉的总是大半。

我总是从讨论当代政治的角度来说“文革”的，我没有旧案要翻，我也支持一般意义上讲的反思中G搞的那场假文革真暴乱，它的当前版是XX。

巴迪厄说，十月革命到1968年和中国文革，是人类平等-解放政治的最近一个序列，中国文革表现出来的这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倾向，意义深远。但他说文革在1967年派军队镇压上海公社时就已结束，可能从未开始，因为这是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不会允许的；他认为文革的两面不是毛与他的领导层之间的斗争，而是工人、学生与执政党、党政官僚集团和军队之间的斗争。中国的这个残局对于未来世界政治的影响将会很深远。

这方面最近齐泽克有个看法是：与在中国目前大搞的全球资本主义大爆炸比起来，一次1966-1967年在中国发生的半学生运动半工人运动的事件，太鸡毛蒜皮了。所以，否定了N次之后仍要否定“文革”的人，是得了一种政治神经病：已经心脏病发作了，你却在抱怨自己的文革狐臭（这文革狐臭实际上是你自己身上的，却老要去彻底否定别人身上的文革）洗不干净，希望通过再多洗一遍自己的狐臭，来抵抗心肌梗塞。“文革”和“生态灾难”都是这样的神经病症状。大多数时候，我是就这些症状来评论，其实我又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对我们到底要把那场具体时、地的“文革”怎么样，也没什么特别的看法，你要否定、反思和重搞，随你去，因为我管不了这些。

我使用过这样一些概念，毛泽东想搞的文革，巴迪厄他们作为理论概念的“文革”、真正的文革、我的文革、“中国文革”（别的国家也应该搞的在中国算是搞了一下的文革）、全球文化大革命、世界文化大革命、全球文化大空间里的革命等等。在具体语境下，我这样说，常常是隐喻的和反讽的。

我自己对文革的理论态度，实际上比指责我的人认为我有的那种态度还要激进得多。我取布莱希特-巴尔特的立场：文革不光是应该将共产党推入共产主义运动，反对一党独大和国家专制。文革更必须彻底毁灭我们这个现行文明的根基，像尼采说的那样，将至今天为止的唯物主义历史一折两段，扔进火炉，对庙宇和经书都可以持这种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巴尔特说，当我们抱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宏大气度时，我们是想要像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那样“下山”，那样地去成为“新人”了，而不是像中产阶级家的孩子那样搞搞学运，是为了撒娇。这个时候，大革文化命，是必须了。

毁灭？是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重建有信心，才敢这样毁灭。

回到1946年：在解放区的天空下，故宫的比例是不对的，后来的人民大会堂的比例也是不对的，南宋埋在杭州的皇宫就更不要说了，你的国家大剧院是更不用说了，没有器局，失去正义，这种有形的东西，都是做小了人类，是对我们自己的污蔑。新的还来不及造好？这太好了！这样留着待造？太好了！我们宁愿一切重新开始，也不愿被温水煮青蛙。

崔卫平、陈丹青、许纪霖、徐友渔这些狗屁不通的错乱的小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是头痛医脚的要“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神经病患者。他们没有经过认真的理论训练，不通哲学，哪怕逻辑和语法都是错乱无度。他们要把文革A或者B，其实随他们去好了，他们会终老于自己的错乱里的。这是对于他们是最好的埋葬方式。

他们的错乱是：中国当前的乱局，是因为我们没有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逻辑是相当脑残的。从好个方面来理解，我们今天所能搞的那种“文革”，就是要来动员钱云会和张妙和夏俊峰他们，一起来搞一种新的平等-解放政治。我其实是不愿意这样说的：治理现在的陈丹青们不愿意看到这种中国乱象，且且须是一场新的气象下的文革。而陈丹青们这样的小资错乱，且且是我们现在应该在艺术界应该小搞搞的轻型、点对点的文革先应去拔除的毒钉。

这些狗屁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还有一个常玩的花招是：你看人家德国，他们反思纳粹多有力！这是典型的屁话。任何懂德语会读德国报纸的人都会知道，他们在大众媒体里的反思到底彻底在哪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反思，为什么总也落入“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余杰式句型里。当然，这只是这些把德国放在嘴上的人的唬人口头禅，我们马上可以叫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说那里的事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

我们来听齐泽克对文革和纳粹运动所作的区分：纳粹运动且且是不肯搞土改和文革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什么都搞了，很凶了，动摇这个等级、金融、权力、道德秩序的事，哪怕一点点，也是不做。是的，纳粹只是恋物的歇斯底里的红卫兵，把抽象的犹太人当作了敌人。今天的小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上下而求索，但任何会动摇这个统治秩序的基础、会影响他们地位和饭碗的事，他们是死命不做的，当作“文革”来害怕的。

这与今天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想把“文革”当作抽象的归咎对象，是一个道理：政治上无能、因而恋物最后就歇斯底里：什么听上去有点激烈了，就怀疑它是“文革”。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理论实验句里以各种方式开放地来讨论“文革”？为什么讨论它一下，哪怕在强烈地反思它，你也要害怕呢？

201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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