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格局三：金钱统治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全面大倒退

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引下，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口号号召下，全国人民内心深处对金钱和物质财富的渴望被充分的激发和调动起来，陷入了追求金钱和物质财富的疯狂之中。男盗女娼、坑蒙拐骗偷抢、贪污腐败、制假贩假全面登场，社会伦理道德被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于是乎，曾经消失了的黄赌毒死灰复燃，妓院赌场遍地都是，黑社会活动猖獗，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牛逼无比。社会上的权钱交易风行一时，杀人犯花钱可以买命，官员、企业、个人违法交罚款了事。面对罚款经济的现状，上级给下级的纪检委、检察院等司法和党政部门下达了创收任务，为了完成创收任务，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就“放水养鱼”，导致了违法犯罪分子越来越多。违法犯罪分子越多，执法部门的财源越就越多，于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执法执法经济食物链。“执法经济”使违法犯罪分子放开胆子胡作非为，好人遭殃。这就是中国三十年的真实写照，笔者曾做记者多年，对此深有体会，我正在写《我的记者生涯》，一些细节会在其中有所描述，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的所有基层党政部门几乎都有问题，权利大的部门问题越大。一位宣传部长对笔者说：“那个部门也有问题，但也有好的一面，你们新闻媒体要多说好的一面，少说或不说不好的一面。”呵呵，这可能就是说的舆论导向吧。记者到基层采访，如果抓不到基层党政部门的问题，会受到冷遇，连饭也可能不会管，如果抓到了问题，待遇立马换成了另一个样子，不仅能够得到好吃好招待，走的时候还有土特产奉送，有时还给“车马费”，其实就是给红包。如果能抓到大问题，那回报外人就不可想想了，十万、百万都有可能。特别是央视等权威媒体，基层想“灭火”，没有巨款送上，灭火是很困难的。于是新闻单位特别是中央媒体纷纷把“舆论监督”作为单位创收的主要来源，许多记者也由此发了大财。于是新闻媒体和记者也逐步被蜕化成了权力分肥者，也变成了腐败分子。于是乎全国人民都想当记者，连文盲也想当记者，特别是山西省最有代表性，养奶牛的大字不识三个的农民也成了记者，出现了记者专业户和记者专业村，在山西省到处敲诈勒索，被称为“奶牛帮”，说起来很好笑。由于记者的队伍迅速扩大，让基层迎接不暇，有人把问题反映到了中央。中央为了控制记者队伍的扩大，减轻基层的接待负担，中国又发明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新闻出版总署发文规定，必须有总署颁发的记者证的新闻工作人员才是记者，其他一律视为假记者，基层单位不能接待采访，这样基层的接待任务一下大大减轻了。采访本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光记者可以采访，任何公民都可以采访。中国的这个发明闹了个笑话，没有总署记者证的新闻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采访！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记者越多应该越对中国人民有好处，对中国有好处，基层接待负担重的原因不在记者多，而在于基层的问题多，如果基层没有问题，就是有记者证的记者基层也可以不招待，那还怎么增加基层接待负当呢？

   一切向钱看成了中国人的信条，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人们不管用什么法，能搞到钱就是本事，就是能人，就是英雄。这是中国目前的一个社会现实，也是中国的一个大格局，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这个大格局才发生的，所以，中国的这个大格局不打破，中国人民的处境很难改变。

   什么道德、法律，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有钱就有一切，荣誉、地位、特权全会有，有钱成了中国最牛的象征。于是中国出现了“甘露露、郭美美”；出现了强拆、强征，出现了买官卖官；出现了当汉奸无限关荣，出现了茅于轼、厉以宁、樊纲、吴敬琏式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出现了赵本山、郭德纲式的庸俗艺人的走红；出现了满大街的卖淫场所；出现了温州炒家横行中国；出现了资本家、黑社会都当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出现了老实守法的人民成了被人耻笑的下等贱民，出现了工人、农民入不了党，黑社会、资本家反而可以大量入党；出现了领导干部不敢公布个人财产和领导干部的子女大量移民海外，出现了中国成了外国人的爹妈管理的国家。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吗？

  当一个国家被金钱统治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请大家回答。

  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在召开当中，研究中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我深感欣慰。我曾向中央政治局进言，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不是经济。国家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应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心，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了，经济也会相应的搞上去。相反，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搞不上去，即使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也是一时的，也是繁荣一时，迟早也会发生大倒退，也会陷入历史发展的“周期律”中，现在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就是明证。不光是现实，人类的发展史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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