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讲求速度、效率的社会中，电车是过期的产物，试问谁会花上个多小时，乘电车由筲箕湾到西环？然而有趣的是，电车路轨把港岛东西两个贫穷和老化的区域接连起来，沿着电车路轨观看城市，看到不同年代的建筑物新旧交杂，街道短而密，公司有大有小，老老少少生活在一起，这种多元化，正是城市的生命力的源泉。而这种市区，不是一整个建出来的，而是自然新陈代谢产生的，是一种有机的演变。
只是主导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者并不明白“多元”的重要性，我们的城市景观变得越来越单一，枯燥乏味。
笔者住在筲箕湾二十多年，整个地区和“发达”扯不上关系，区内满是日久失修的旧型楼宇、街市既肮脏又潮湿的、爱秩序湾避风塘泛满垃圾带来阵阵异味，所谓“英雄被困筲箕湾，不知何日到中环！”，一个老化的区域又怎能和资本云集的区域相提并论。于是在旧区“重建”可带来“更好环境”的终极目标下，所有拆卸的行为都变得合理化。所有在规划者中不合规格的东西，都必须除之而后快。因此，筲箕湾正蕴酿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地政总署宣布收回位于筲箕湾道及南安街的土地，以便市建局与房协合作进行重建计划，而政府宣称该项重建计划“有助改善有关地区的整体环境”，目前建议有关地段是主要用作住宅发展，而低层则用作商业用途。同时，政府有意加快私人参与重建步伐，尤其针对少伙数的唐楼。不少旧楼的地积比率并未用尽，加快重建可释放地皮的潜在价值，重新发展；旧区的换楼动力亦会大增，进一步刺激市场对新楼的需求。主流规划以公共利益为名，实则经常成为土地炒作的帮凶。
作为推动城市变化的主要力量，政府拥有规划、建造和控制城市空间和活动的正当性，他们不会中止对城市空间与社会秩序的掌控，同样地，资本与地产的拥有者不会停止追求利润，在有限的土地上竞逐有价值的空间，城市也不断地改造。在政府和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城市不断上演“创造性的破坏”，破坏了旧有的空间形貌，也抹除了依附着空间中的活动和活动所蕴含的记忆。虽然这种改造是城市的常态，不过问题并不是城市应否被改造，而是它应该如何改造。
市区重建局针对旧区订出了4R的原则：Redevelopment（重建发展）、Rehabilitation（楼宇修复）、Revitalisation（旧区活化）、pReservation（文物保育），四项原则中，由于保育观念的落后，文物保育工作做得不好（李节街“牌楼”可为一例，旧楼已被土地发展局(即市建局前身)拆卸，剩下一栋布景板似的建筑呈现旧建筑风格。）维修旧楼则总是掣肘多多，不如拆干净盖新楼来得方便。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把旧区活化。设计一个理想城市是容易的，重建一个活着的却需要多加想象。稍有不慎，压抑了既有秩序来形造出来的假秩序，其实比无秩序更为讨厌。
自苏豪东空降鲤景湾后，在那里找不着任何文艺气息，仅开满售卖异国情调的酒吧和餐厅。加上楼高六十二层的嘉亨湾落成，标志着筲箕湾区迈向缙绅化(GENTRIFICATION)发展，透过对日渐衰败的邻里小区实施更新改造，使这些地区的房地产升值，并发生了富人和穷人居住空间置换。对于规划者和资本家而言，缙绅化会改善小区破败的景观，焕发了经济活力，可是却忽略小区的穷人会因此被排挤的问题。事实上，新楼盘入伙（如嘉亨湾及汇豪峰）及重建项目均会为该区带来澎湃消费人口，料届时区内消费模式亦将会转变，新式食肆纷纷进驻，令区内铺位面不断转变，当中包括一些走中高档路线的食肆和连锁咖啡室等。
在笔者的心目中，筲箕湾是一个丰富活泼的小区，街道地下商铺除了各式各样的食肆外，当中还有办馆、手打面店、杂货铺、五金铺等；金华街街巿是其中一个香港现时仅存的露天街巿。沿着金华街两旁是海鲜鱼档、鲜肉档和杂货店, 对开路旁两边的绿色铁皮屋则排满了一档又一档贩卖蔬菜、水果、腌制腊味和芽菜豆腐档，路中也会遇上摆在地上一盘盘红胶盘的走鬼海鲜小贩。由于那里货品集中、价钱便宜，所以人们提起筲箕湾街市，就只会想到金华街这个又湿又肮脏的街市，而不是工整的、秩序井然的市政大厦，也不是大型连锁超级市场；明华大厦即使没有看更，也有难得的宁静及和谐。行街并不等于行mall，在小巷穿插也可看民生百态。
可是我们的规划者和资本家却从不满足，一如香港其它旧区，走进筲箕湾的街道一座座单幢式私人住宅于街道的中段排众而出，高矗立到半天，破坏了小区的和谐，整个区域的景观也变得突兀。
香港城市规划把所有地方都统一化，破坏原有的功用和特色。可是街道的有序混杂性正是地方魅力的所在，也是其生命力所在，但是，街道活力的培育不能透过硬性的规划“制造”出来，它应以尊重当地居民、建筑历史和街区肌理为出发点。稳健的城市建设产生的是持续的、循序渐进的变化，需要建立的是一种复杂的形式多样的体制。
笔者终于明白为何上Hong Kong Urban Future课时老师向我们介绍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这是60年代的作品，作者有很独到的观察，从今天的标准来看，虽然Jane Jacobs的不少看法也许太过简单，然而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对今天的香港仍然极为重要。在一个视发展高于一切的社会，发展的内容却会常常吊诡地被忽视。心里想，这本书之所以经典，就是当我们审视我们城市发展时，竟可从一本已出版了四十多年的书里得到共鸣，不过，这样也很值得悲哀吧？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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