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这个提法谁都知道好，但问题是怎么去实现，用什么方法实现。最近的思考草民我觉得有了一点眉目，但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提上来大家给拍拍砖。
我的出发点是从“阶级”这个词来展开的，想不想实现社会主义，想不想实现共同富裕，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如何正视“阶级”这个问题，必须明白一个观点，无论共产主义是真的可能还是假的可能，只要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阶级”就将一直存在，右派他们从来就不承认阶级的存在，信共产主义更是天方夜谈，所以也就无所谓什么阶段之前或之后的问题了，而左派如果忽视了这个现实那么就是冒进，就是必然是空想，就必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就必然失败。
现在对阶级换了个提法，叫利益集团，所谓利益集团实际是指一些利益相关的且有能力影响社会的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形成的一个团体，相对来讲，那么他利益集团对应的那些“无利益相关性的所有平民散沙”叫什么呢？不就是类似于无产阶级的人吗？其实说更白一天，所谓利益集团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小派系”。他们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比如炒房团，他们虽然没有统一的说不跌价，但他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就统一了不跌价这个行为。
可是，现在我感觉很多党员，甚至高层都在避谈“阶级”这个话题，不正视这个话题，所以我们走偏了方向就是必然的事儿。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正视这个问题，是有意还是无意？
“阶级”的可怕，我认为他正是在这种无意识的情况自觉或不自觉的就组成了对无产阶级的对立阵营，而无产者、劳动者将根本无力进行抵抗，无论是现实上，还是思想上都很容易被攻破。
换个说法。只要认同“阶级”的存在，那么“阶级”就必然存在强势阶级和弱势阶级，而社会主义正是“正视阶级的存在，但联合各弱势阶级对强势阶级实行监督、控制”，否则强势阶级对弱势阶级的统治就是必然的结果，但注意，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是“监督和控制”而不是“打击和推翻”，这就是我想说的我的真正想法。
从解放战争到30年前，毛泽东同志，深刻知道这些问题，绝对比我们理解得多，而且那个时代的大多受过“阶级”压迫，“阶级仇恨”非常深。面且他们的提法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对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打击和推翻”，从而忽视了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他们存在于社会的必要性，当然毛泽东也是理解这个道理的，肯定理解，但在同时代尖锐对立背景我想毛泽东肯定是同情甚至是支持“无产阶级”的，所以整个中国走上左的道路也就存在必然，甚至毛泽东可能也无力挽救那个现实。
那么改革开放后的30年呢？则刚好与前30年相反，开始阶段所有人全部发展经济，这本无可厚非，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无视了“阶级”这个问题，很多发展了经济的人，包括党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就进入了资产阶级层，而小平同志在发展经济时可能有这个预感，但同毛泽东一样在必须发展经济的情况下他也无能扭转这个局面，只能在晚年给人们敲响一个警钟“如果发展经济创造了新的阶级，那么改革就失败了”，这句话本身也就反应了小平同志对阶级认识还不够，什么叫创造了新阶级？意思社会主义应该没有阶级？或者是以前没有阶级？到最后小平同志去逝也没有想出一个“监督和控制资产阶级”的方法来，还只是“希望不要产生新的阶级”。
重申我的观点：“社会主义必须是正视阶级的存在，但应该联合各弱势阶级从制度上对强势阶级实行有效监督、控制”，如果说“共同富裕”是目标，那么我说的这个“监督和控制”就绝对是方法。
建国62年过去了，前面10年我认为走得还算正，但后面就一会右，一会右，先是3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为纲是对的，但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显得有点过了。然后是后30年，否认阶级的存在而大力发展经济，实际上就是在否定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大力扶持了资产阶级。
现在，后30年已经走完了，本来按照规律是不是应该向中间的平和点回归呢？事实上没有，小平同志说“即要防左，也要防右，但更重要的是防左”这句话错了，打一开始就错了，其错的原因就在于他太过理想化，对阶级的存在当了鸵鸟，没有正视阶级这个问题，左的思想其实只要上层归位自然而然就会归位，而右则是保守的，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私的，人是保守的，所以右倾即使高层想归位也很难，人的自私性一旦引发就很难收捨，所以“更重要是防左”这句话完全错了，应该是“即要防左，也要防右，但更重要的是时刻不要忘了对资产阶级的监督和控制”这样才算正确。
那么，我们时下还有没有机会走向正确的方向，我认为只要高层有了，那么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但如果党内和高层大多已经资产阶级化，我估计要平和的翻盘就没有机会了，而资产阶级社会美国已经拿到头筹，我们想在哪个社会当世界强车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翻盘是必须的，而且必须和平翻盘，否则也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要想和平翻盘，我个人认为：
一、必须在党内完成整改整风，对于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清除党外。
二、坚持对资产阶级的控制，慢慢收回他们手中的权力，让他们必须受控制于党、授控制于人民，受控于政府。
三、国有企业利润，和私人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必须进入全国人民的社会公平公正的保障里头，让人民真正的亲身感受到社会发展。
四、完善制度，对资产阶级与党、与人大、与政府的关系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和限制。
五、完善民主监督，必须让人民感受到政府官员是受百姓控制的，而不是百姓受官员控制。
六、大力提倡民主议事和和种平和的辩论，就像重庆前两年的辩论比赛一样，放开舆论，什么都可以辩论，辩论结果如果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必须采纳。许多事情不辩不明，舆论永远是堵不如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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