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今天，俺不写文章了。而是给大家展示一篇“好”素材，请共“飨”之而非享之，并来个群批众驳。看看这帮“精英”，是咋样乌烟瘴气地搞理论“创新”的，是咋用“懒婆娘裹脚布”——又长又臭的货色，偷梁换柱，篡改“一分为二”的。
全文如下：
“一分为二”的提法是个巨大的错误
“一分为二”可以看做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认识论主张。“一分为二”的主要观点是：要善于具体地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并且要看到它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这话本来也不错，看问题当然要全面一些，一叶障目是不好的。所以在看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尽量多一些的信息，以此对具体事物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进而指导自己的行为。如果“一分为二”仅仅指出，看问题要全面，我对此没有意见。只不过，看问题要全面，忌片面，这是非常普通的道理，倒也不必吹嘘得天花乱坠，以为得着什么高超的技巧了。
那么，我为什么说“一分为二”的提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呢？关键在于，作为辩证法的“一分为二”并不仅仅是要全面地看问题这么简单。
一、“一分为二”的理论依据
“一分为二”这个观点的核心来自“矛盾”这个概念。按照辩证法的思想，事物内在地包含着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和变化的动力和源泉。什么是矛盾呢？简单地说，矛盾就是一种对立的性状，如长与短、高与矮、前与后、左与右、进步与落后、困难与顺利、伟大与卑微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实都不应该纳入“矛盾”的范畴）。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既然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那么我们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就必须要看到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陷入片面。这样，就形成了所谓“一分为二”的认识观。
说实在话，毛泽东的《矛盾论》有如梦呓一般，叫人不可理喻。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一个人的“高”与“矮”是如何矛盾地运动着，并导致一个人的身高发生变化的；也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外貌的“美”和“丑”是如何矛盾地运动着，并最终决定一个人的相貌变化的。这样的“科学”理论，更像是精神病人病入膏肓后的疯言疯语。
二、“一分为二”的荒唐本质
由于矛盾论的荒谬与荒诞，建立在矛盾论基础上“一分为二”也就经常会显得莫名其妙。“一分为二”如果只是要求我们全面看问题，那当然可以；问题是，“一分为二”还强迫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事物分成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来认识，要把所有事物看成存在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这就不合情理了。其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导致概念的含糊，导致对一个事物的性状无法进行准确的描述，导致事物的真相受到蒙蔽，导致真理不再受到尊重而被人戏弄。按照“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方法，你说姚明是高个子，那就不对啦，一定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姚明的身高其实也是矮的。却不知道姚明身高的“矮”表现在什么地方？你说这张纸是白色的，那也不对啦，一定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这张纸也可以说是黑色的，黑白是可以颠倒的。由于强迫人们“一分为二”地看待和评价事物，导致人们无法准确把握事物的性状。
其实，人们评价某个事物的性状，一般说来总是首先进行总体性的描述。这种描述是在综合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的一种总体上的把握，不必一分为二，也不能一分为二。这种总体上的描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含糊不清。为了防止描述者带有主观偏颇，我们往往还要求其对他所用的描述词进行量化，量化是最准确，最全面的描述了。譬如，我说这个人个子很高，你会觉得所得到的信息不够准确，会问我：到底多高啊？我回答：一米九五。只有傻子才会要求我“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要求我用“一分为二”的荒谬逻辑来回答这个人的身高问题。
但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得到一些细节的信息，这时候，可以把总体进行拆分，分别给出信息。这种拆分也不必“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也可以，一分为四也行。比如，我说：张三是个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总体把握，所传达的信息有限。这时候需要进行细分，常见的是“一分为二”，我会告诉你：张三的哪些行为体现为正直，哪些行为体现为不正直，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正直的。我也可以一分为三，告诉你：张三的有些行为表现出正直，有些行为表现为不正直，还有些行为无所谓正直不正直（比如他吃饭的行为就跟是否正直没有关系）。
“一分为二”最大的毛病在于，对事物的总体评价也要一分为二，这是非常荒唐的。当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必须优点和缺点并行写出，否则就是片面化了，这样的逻辑很常见，也很荒谬。我曾经做过人事工作，评价干部的时候，我评价说：这是一个优秀的干部。有人不乐意了，说我看问题很偏颇，并反问道：看问题必须一分为二，难道这个人就没有毛病了吗？我告诉他：我现在是对这个人进行总体评价，这个人从总体而言是优秀的，如果要一分为二，那就不是总体评价，而是分别描述了。
三、“一分为二”与形式逻辑
对“一分为二”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来自概念辩证法。这种形式的“一分为二”的荒谬性就更容易识破了。
概念辩证法的主要特点是对概念进行“辨证”，要把概念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反对人们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主张辩证法的人认为，形式逻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使用“概念”时刻板僵化，不能反映普遍联系且变动不居的真实世界，只有用辩证逻辑的“概念”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才是更高级的思维形式。
我们知道，形式逻辑最基本的要求是概念的清晰明了，只有建立在清晰概念基础上的判断才是有意义的判断，才能让人理解、验证和运用。而且，一旦你在某个意义上使用某个概念，你在推理的时候，必须在前后一致的意义上使用它，不能有前后变化，这叫逻辑“同一律”。违反逻辑同一律的诡辩叫做“偷换概念”。文革时期人们经常使用这样一个病句：“我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所以我是最革命的？”这句话有什么毛病呢？就是前后两个“无产阶级”的概念不同，意思不一样，所以就得出了荒谬的结论。
有这样一个很多辩证法专家喜欢引用的例子：某个员工犯了错误，导致公司损失惨重。对这个员工来说，这肯定是极其糟糕的事情。可是辩证法专家另有说辞，说：这其实也是好事嘛，因为这个员工可以吸取教训，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从而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这种诡辩的招数，使很多国有企业经营者不必对其错误决策负责，白白让国家的财富流失。辩证法之祸国殃民，可见一斑。
这里其实就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当我们说某件事情是好事或坏事的时候，是针对结果的现状而言的，结果的现状对人们有利，那就是好事，不利，就是坏事。这里的“好”和“坏”的评价只针对现在，既不溯及既往，也不展现未来。未来发展成什么样，那是另外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换一个事情来说，上述例子的荒谬性就更加明显：
张三小时候个子很矮，大家说他是矮个子。张三说：你们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我其实也是高个子，因为我将来会长高的吗。大伙儿听了哑然失笑。是啊，你张三将来变成高个子，并不能改变你目前还是矮个子的现状啊。
同样的道理，员工犯了错，这是一件坏事。坏事就是坏事，这个不容更改。即便这个员工将来吸取教训，取得了成绩，但也并不能改变目前这个事情是一个坏事情的事实。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事件本身已无法更改了，对它的或好或坏的评价也就无法含糊了。把“好”和“坏”的概念随意更改，以达到混淆真相的目的，这是对大众的愚弄。
如果我们连形式逻辑都不要了，把所有的概念都进行“一分为二”的理解，说起话来意义含糊不清，概念的内涵不断变换，只怕人和人之间永远没法交流了。
当然，概念的绝对清晰是不可能的，总有一定的含糊性，人和人之间对某些概念的交叉地带存在有争议也很正常。但是，至少大伙儿要有个基本的共识，只有这样才能相互理解和交流。比如我说姚明是高个子，你肯定同意，我们对此会有共识。但张三身高一米七，我说他是高个子，你会说他是矮个子，意见未必一致，因为我们对“高”和“矮”有稍许不同的标准。这不要紧，只要我们交流一下张三身高的具体数据，我们就都能对张三的身高形成正确的认识。
四、“一分为二”与换角度看问题
“一分为二”的另一种用法是转换角度看问题。转换角度看问题，这其实也是一种概念的偷换。
我们对某件事物作出判断，总是站在某一个角度、在某个场景下作出的，离开了这个角度、这个场景，这个判断就失效了。有时候虽然没有交代，但看问题的角度和场景是不言而喻的，不须交代。比如，说某猎手是好人，那是站在人类的立场看问题，站在这位猎手猎杀的对象来看，这个人可是坏透了顶。再比如，我说“这张纸是白色的”，虽然我没有具体交代，但我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这张纸是在正常的阳光下呈现出白色。你不能因为我没有明确交代，就反驳说：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这张纸并不完全是白色的，它在激光下可以呈现红色、黄色等各种颜色，它在黑暗中是完全的黑色。这显然是在有意改变我说话的语境，进而改变我所传达的语言的意思，是典型的偷换概念。
同样，我说姚明是高个子，那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通过将姚明和普通人的对比而得出的结论。你不能反驳说，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姚明其实也是矮个子，因为姚明比泰山可是矮多了。人类语言中的所有形容词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从某个视角观察而得出的相对结论，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严格说来，我们可以在每个形容词的前面加上比较二字。姚明只是比较高而已，比普通人要高，并非绝对的高。
通关转换角度来进行诡辩，这一招庄子运用得很娴熟。最典型的是他“无用之用”了。在《内篇·人间世》中，庄子说了一个寓言：有一棵被人用来供奉土地神的栎树，十分华美，十分高大，但是无用，也正因为无用，所以没有被人砍伐，没有中年夭折而得以长高长大。有用的树材都被砍伐了，无用的树木却得以保全，此乃“无用之用”。很多辩证法专家认为，庄子的这则故事饱含辩证法思想，理由是：看问题必须一分为二，有用和无用，那是一对矛盾，矛盾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用可能转化为无用，无用也可以转变为有用。
庄子的思想其实是典型的偷换概念的诡辩论。当我们说一棵树有用的时候，那指的是“对人类有用”，不是说“对树自己有用”。庄子有意转换视角，把“对人类有用”偷换成“对树自己有用”，从而得出其“无用之用”的错误结论。
其实，如果可以任意转换视角，则对任何事情的判断，尤其是价值判断都可以不成立。形式逻辑是交流和推理的基础，离开了形式逻辑，就没有现代科学的昌明和发达。黑格尔曾经试图用辩证法取代形式逻辑，并进而对科学进行大肆的攻击和污蔑，至今沦为笑谈。中国要强盛，社会要得到正义，人民要得到幸福，则所有治国的理论都必须以坚实的形式逻辑为基础，靠辩证法来行驶移花接木的诡辩论，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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