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句话都讲的是猫。前一句讲的是猫的一个方面的特征，后一句是判断句。后一句的前半部分是判断条件，后半部分是判断结论。实际上没有前面一句，只有后面一句照样可以，即“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然而加上前一句，意义就大不相同。其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判断好猫和坏猫的标准，应该是看猫的本质的特征，即猫的作用，而不是看猫的非本质的特征，如颜色、大小、长短、粗细……。简言之，判断其好坏时，只看其本质的特征，不管其非本质的特征。《聊斋志异》和俗语讲的是字面本意，而刘伯承和邓小平讲的都是借喻。
1.很显然，本意的正确性是毋容置疑的。因此，《聊斋志异》和俗语讲的是正确的和实用的。
2. 刘伯承借用“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比喻打仗。用以强调在打仗时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也就是说，打仗的方式方法应该多式多样，灵活多变。这种借喻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恰当。因此也是被广泛认可的即成功的。所以，不但刘伯承一直使用，而且经常使用，并且被邓小平多次使用。
3.邓小平也是借喻。不过，他是借用刘伯承讲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比喻搞经济建设。
（1）.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于强调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行。其用意在于支持当时刘少奇提出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
（2）.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也是借用刘伯承讲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比喻搞经济建设，但是又丰富了其含义。不但强调了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还强调不管什么人，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在提出“摸”论作为方法论后，“猫”论就转变为突出强调“不管什么人，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
对于邓小平本人而言，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猫论”，由于遭到毛主席的批判而失败了；改革开放提出的“猫论”，不但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反而得到支持和拥护，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由1976年以前称作“白猫、黑猫”的讲话，上升为“理论”，并且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理论。
可见邓小平的借喻不是被广泛认可的。其借喻是否正确合理，不同的人群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其借喻是不完全正确合理，甚至是完全不正确合理。
3.“猫论”应用的正确与否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猫论”的作用是判断某人或某件事件的“好”与“坏”。这样，就必然出现：
（1）.“好”与“坏”的标准问题，即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算“好”？
（2）.由什么人来确定“好”与“坏”的标准问题？因为对于同一种结果，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上世纪60年代邓小平两次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时，刘少奇、邓小平认为“好”，而毛主席就认为“不好”。
可见，要使“猫论”应用得正确合理，就必须使应用范围内所有人员对“好”标准完全认同，而且这个“好”的标准简单、明寥、结果一目了然。即适用范围是事件本身比较简单;所有成员的成分比较单一。
刘伯承讲“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是用在打仗上。使用范围是成分单一的部队指战员，“好”的标准是“打胜仗”。完全与适用范围相同。所以屡试不爽，才会成为他经常讲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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