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办法，那些别有用心的资改派们总是拿着徐向前元帅当棋子，妖魔化毛泽东，我也只能据此来揭露和反驳了。说心里话，我们真的佩服资改派们的无耻与卑鄙，即使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把戏，他们也会像捞到救命稻草一样，在网上大贴特贴，看来，他们的心与希特勒是相通的，不仅相信而且死心塌地地践行着“谎话说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丑行。
出自最高级别的党史研究机构的《徐向前元帅揭秘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原因何在》的帖子，在各大网站上已经连篇累牍地鼓噪已久了。最近像新华、人民、环球、凤凰等中国顶级网站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理由吧，不厌其烦地狂贴出来，其目的大概是继续落实历史决议，深入否定毛泽东吧。
他们的这一招很阴险，也算毒辣。因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最不好否定的，就是“用兵真如神”的马列主义军事思想。这一点，连他们的祖师爷在建国后的历史决议中也未敢涉足。但资改派的徒子徒孙们对其祖师爷的全面否毛的意图还是心领神会，并有所‘创新’的，或者他们是遇到了与祖师爷们更大的政治挑战与需要。于是，狗胆包天地又把全面否毛的明枪暗箭对准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徐向前元帅揭秘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原因何在》的帖文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其根据还是让我们引述他们的话来说更客观些。我加的黑体字，是为了显示他们的中心论点，即——丑恶目的。
一、就当时红军‘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文章说：“对这一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有回忆，她这样写道：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王稼祥点头说道：‘这个情报我也知道了。’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也是以情报为依据的。”
二、就遵义会议为何开的从容，文章是这样说的：“通道转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说，情报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三、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文章是这样说的：“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实在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的准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红军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作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时是这样写的：“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四、强度金沙江之战，文章说：“在渡金沙江时，情报也起了关键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从这一情况来看，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国民党军队确实是无密可保。”
······
五、徐向前元帅的结论，文章说：“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军报》上撰文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帅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谈。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着落叶步入徐帅的小院。徐帅精神矍铄，坐在藤椅上等候着我。我向徐帅稍致问候之后，徐帅就跟我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不需要一一例举，作者及其帖文的转载者们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借徐向前元帅之口，以‘情报决定论’，否定毛泽东的‘用兵真如神’的正确军事思想及其战略战术。为达此目的，他们几乎是不择手段的。
情报与用兵的关系，是辩证法中的主客观因素，也即是说，情报对于军事指挥员来说，是客观因素，是使军事指挥员实施正确指挥的，赢得战役、战争胜败的诸条件中一个条件，其他条件如战役指挥员对主要指挥员战略战术的贯彻与发挥，战斗员的勇敢机智，地形地势的选择与具有，武器的先进与落后等等。
而统帅部以及各个梯层指挥部的取决定作用的指挥员的胆略、战略、谋略等的正确与否，则是赢得战役、战争胜败的主观因素。在这对对立统一的两个因素中，情报工作是战争胜败变化的条件之一，而指挥员的胆略、战略、谋略等的正确与否却是赢得战役、战争胜败的根据，这也就像鸡蛋与石子一样，同样的温度，鸡蛋可以变成小鸡，而石子却不能变成小鸡。
难道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反对军队的情报机械和水平不比红军先进得多、高得多吗？为什么在围剿没有电报手段的朱毛红军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却屡屡失败呢？难道李德、博古等中央领导指挥下的中央红军不是和毛泽东一样也掌握了电报的情报手段了吗，为什么在于国民党围剿军队的交战中却屡屡失败，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呢？徐向前元帅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做的更好啊，还有条件为中央红军提供消息，为什么会被反对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最后只有几个幸免于死的指挥员跑到延安才又东山再起，一酬壮志，出人头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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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徐向前元帅说的是很客观的，只是那些利用其说法妖魔化毛泽东的不肖子孙们太无耻也太愚蠢了罢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连国内外反对派都不敢否认，可这些人们的胆子比国内外反动派要大得多。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们对妖魔化毛泽东已经黔驴技穷，已经山穷水尽，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只有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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