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华正在崛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华夏儿女们受其鼓舞，积极投身到这时代浪潮中，充当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弄潮儿。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西方的前车之鉴，其在商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经历过诸多危机，尤以环境的恶化、人性的物化为最。而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也都证明这并非杞忧。特别是在商业领域，欺诈之风日盛，极端功利利己主义风行，且有进一步演化为威胁社会安定的道德危机的趋势。为此党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转型期国家发展的指南。因之，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要求加强法制规范市场的同时，更应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因为人才是各行各业的主体，行业危机其实就是从事者的精神危机。我们须要重建经济秩序、道德秩序，崭新的商业时代需要新型的商人来开创。而立足传统儒家文化，发掘其中的闪光点，将其现代化来弘扬无疑就是行之有效之道。
华夏文明自大河源起，农耕文化在我们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承继和阐释华夏传统的儒家其思想便一直体现着这一特质。且看汉儒贾谊名传千古的对策《论积贮疏》：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士农工商之分先秦已定，农为天下之本，商则是末技游食之民。强调农人的勤俭朴实，重视农业生产打击逐利之商人阶层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共识。（须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商还处在买卖人阶段，谈不上商业，更不是今日所谓商人包括企业家、商业家、金融家。）而这一论断也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没有生产力做基础的所谓商业型文明除了强盗还能给以甚么样的评价呢）。
但当生产力不断提高，商业随之兴起，进而又推动封建经济更为繁荣。到其鼎盛时的宋朝，甚至远洋贸易也步入佳境。以徽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将皖南的茶叶宣纸以及江西的瓷器等出口到海外获得了巨大利益。此即为海上丝路（实为瓷器之路，中国也因此得名China）的成型。这些商业成功的背后，是中国人观念上的转变。传统的儒家已开始重新思考新时代自身的定位，以义利之辩为核心的社会思潮日益高涨。因此才有宋神宗与他的宰相王安石那次伟大的尝试——熙宁变法。这对君臣力排众议、甘担身后骂名而费尽心力竟为使国家实现商业化重组，以富国强兵，彻底超越盛唐以作万世之法。但这努力毕竟超越了他们所在的时代，终于还是失败。惜哉后世受宋明理学的支配，再无人敢为此突破。但不论何时，只要生产力恢复到一定水平，商业总是不可遏制地蓬勃兴盛，第三帝国时期晋商徽商潮商的先后崛起，建立起一个个金融帝国便是明证。
传统中一般商人的形象多是唯利是图，西方更是如此：那些家族利益集团联合的财阀甚至以操控国家来谋取利益。但在华夏历史上商品经济商业意识与传统的不断碰撞中，逐渐诞生了一批特别之人。他们不以逐利为根本目标，而是在商业运转货币流通进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的过程中寻找着自己的孔颜乐处，堪称商人中的儒士。因之我们以一新名词称呼他们：儒商。
这一人群的滥觞，当是陶朱公范蠡。或许人们对他功成身退后与西施姑娘泛舟西湖的八卦传说更感兴趣，但他出仕致于卿相，居家能致千金，又几度急流勇退、千金散尽，其境界不知为后世多少才智之士艳羡。而知道周庄的朋友一定也听过明朝传奇商人沈万三的大名。谁能想象那个宁静的水乡中一个平凡之人竟拥有操控一个庞大商业帝国的能量？朱明王朝的建立有赖于他大力支持，甚至首都南京的城墙也一半由他筹建，缓解了王朝初期财政的捉襟见肘。
及至近代，仁人志士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多元发展对国家的重要，纷纷投身实业以振兴我中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北碚的缔造者卢作孚先生了。他一手创办的民生公司，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艰苦奋斗，从弱至强最后收回了被帝国主义垄断的长江航务。为日后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创造了条件——抗战爆发后，民生联合招商局、大达、三北等公司集中了中下游全部船只，以镇江为起点，组织撤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工厂设备、学校和机关，日夜不停地运往长江中上游，保存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其后武汉三镇失陷，又是民生公司用22艘轮船和征用的860只木船，在川江航线上冒着日机轰炸，赶在枯水期前以40天时间将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工业物资和3万人员抢运入川。可以说没有民生，便没有抗战的大后方。而作孚先生开发北碚也是惊世的大手笔。他整顿治安，建工厂，开矿产，规划城建，硬是把一个夹在江巴壁合之间蟊贼横行的山旮旯中的村镇建设成了西南第一名城。他极富先见地设计了九大公园，其中我们至今仍有幸享受到北碚与北温泉公园。
海外华侨同样值得特书一笔。尤其在南洋，凭借自身的智慧、勤劳肯干而重然诺发家致富，甚至控制了南洋经济。当祖国蒙难，他们心系同胞，长期踊跃地捐款捐物，归国从军，动员各界支持中华抗战，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陈嘉庚先生便是他们中的代表。
一代又一代传统儒商以其重义轻利（对于义利之辩，我只想说公心为义，私心为利，相关论述如过江之鲫）的操守，发扬中华民族勤奋善良大度智慧自尊平和的传统美德，树立起了一种儒商精神。在现代，其作为西方商业精神的补充已受到世界的广泛重视。尤其在日本，倭人十分重视企业的人本式甚至家族式管理，以弥补西方契约科层制过于机械的缺陷。渐渐也形成了6大新型治商理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的人才观；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在日本战后快速崛起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这些正是崛起中的中华应充分反思的地方：如何把自己的传统现代化，弘扬古已有之的儒商精神来为当代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前途服务。在当代诸如王老吉等企业已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探索，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华夏不是希腊，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文化只使别人复兴。
儒家文化代表着华夏的传统，已影响了中华2500余年，他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思维本体，这是不可能切断的渊源。深受儒商精神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业已证明，这一精神是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的是进步的。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抛弃其植根的土壤——儒家文化？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克服了自身缺陷的现代儒家文化儒商精神将是国家经济高速健康增长的保障，中华之崛起民族之复兴的根本。
我想最后再畅想，试着定义真正的儒商。他们创业经营并不单纯地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他们怀抱修齐治平的理想以展现自我价值为目的，进而利吾国民；他们把修身放到国家天下的范畴，通过为世人创造价值而实现人格理想的完成，并带动周遭民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儒者士君子，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有道德有规范的企业家商业家金融家，他们是新时代迫切需要的开拓者。让我们都来为当代儒商文化的建设尽一份心力，为中国的崛起踏实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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