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文化自觉”（ 见“笔记之一”），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文化自信”（ 见“笔记之二”），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文化定位”。如果“定位”错了，不仅“自觉”失去方向，同样也“自信”不起来。
何谓“文化定位”，就是确定文化在人类生存与永续发展的大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欲为“文化”正确定位，首先必须为“文化”正名，即为“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作准确的界定。由于，所处的语境不同，人们在使用“文化”一词时，其义往往大相径庭。加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对“文化”的诠释也有明显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是党政机关提供给公众阅读的文件中，在表述“文化”这一概念时，更要讲求概念的同一性，否则，此处强调文化是“软”（实力），彼处又突出文化是“硬”（产品），会让人有概念游戏之嫌。
其实，“文化”是与人类同生共亡的概念。有了人类也就有了文化。在我们中国，“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笔者以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对“文化”这一概念最原始，最顶级的解读。她准确地反映了人类的进化，世界的文明，即以“文”化“人”，又化“天下”的漫漫历程。概而言之，“文化”即人化。
欲为“文化”正确定位，其次，还必须弄清“形上”文化与“形下”文化的关系。《易经》有言：“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就是是说，“形上”与“形下”的关系，就是“道”与“器”的关系。笔者以为，“道”与“器”是同一的，“‘道’寓‘器’中，‘器’中藏‘道’”，既没有无“道”之“器”，也没有无“器”之“道”，二者绝不可截然分开。在这里，“道”不仅规定了“器”的性质，而且统领“器”的方向。“道”是“器”的灵魂。
综上所述，当我们为“文化”正了名，又弄清了其“形上”与“形下”的关系后，我们就可以清明地知晓“文化”，特别是“形上”文化，在人类生存与永续发展的大系统中的至高无尚的地位。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文化”如同奔流不息的血脉，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其神圣的精神家园。
笔者在阅读大量关于宣传六中全会精神文章后，不无遗憾地发现，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文化”似乎并没有作出至高无尚的定位。具体表现是，在国家发展层面的战略中，“文化”总是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建设并列而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系统中，只是把“文化强国”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同等同待……更有甚者，《决定》还提出了所谓“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等新词藻，更让“文化”堕落为经济的附庸，充其量，也只能为“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产品贴上漂亮的标签而已。尽管，在全会宣传材料中，也极力声言要牢牢地把握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然而，由于“文化定位”的不明，在利益的驱动下，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难免会大变味。
“文化”作为执政党的精神旗帜，是否为其正确定位，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前途与未来。在思想多样、价值多元、思潮多变的当今社会，对“文化”的正确定位更显重要。
中国共产党拥有九十年的光荣历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我们期待党的“后来人”更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高扬“公平正义”的文化大旗，用人类最圣洁的社会主义文化，化中国，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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