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方系为代表的普世派，在对待中国出现的一些天灾人祸时，总是喜欢拿体制说事，不说远的，就拿近期的来说，如温州动车事故、中国电信所谓垄断等等都归到体制问题。更可笑的是，那位民主斗士胡星斗在“野鸡TV”近期的《一虎一席谈》中把“骗贷”也算在体制的头上。
这期《一虎一席谈》的主要话题主要讨论中国大陆富豪移民的问题。一位有良心的记者张一君女士在温州进行了大量调查后发现温州很多富豪为了投资移民，在银行骗贷且成功，胡星斗马上说：“这是体制问题，如果是私人银行，他们能骗到贷款吗？”（民生网：郭松民：移民富人是白眼狼 应收他们70%移民税）
听了胡星斗的谬论后，我觉得他非常幼稚（右派大多幼稚）。是的，我国一直没有私人银行，正是没有私人银行，我国才能有力的抵制近几年卷席全球的金融危机。作为一直在银行工作的我，经历了改革之后的我国银行体制的变迁，以工商银行为例：1984年之前中国是没有工商银行的，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责后，中国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工商企业存款、贷款及结算等金融工作，与当时或以后成立中、农、建并称为“四大专业银行”，九十年代，因适应国企改革需要，改革成为“四大商业银行”，直到2000年相继股改后，成为“四大股份银行”。众所周知，不管是叫“专业银行”也好、“商业银行”也好、还是叫“股份银行”也好，我国的四大银行的根本性质或叫体制没有根本性变化，那就是国有银行。尽管体制没有变，但是银行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股改后，制定了许多新制度，如业绩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等。这是种进步的变化。这些新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从业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比如说银行信贷从业人员，由于银行待遇好，他绝不会因一些小恩小惠胡乱放贷而丢掉“金饭碗”，更何况如今到银行贷笔款少者要经过七八个人多者要经过十多个人的手，要想在银行骗贷是非常难的，若要想成功骗贷，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当然，有些非法商人，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在银行进行骗贷成功的案例在古今中外、中资外资、国有私有的银行比比皆是，使其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如银行信贷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低、责任心不强、银行管理不严、银行制度有缺陷等等，但决不是银行体制问题。为什么？就拿私人银行和国有银行来说吧，这两种体制是绝对对立的，但就目前我国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来讲，几乎与美国大的私人银行相同。假设非法商人想要进行骗贷且成功的话，他不会注重你这家银行是姓“公”还是姓“私”，他更不会管你这家银行是姜董事长的、还是国务院的、还是全国人民的，还是斯密斯的，因为他在一定的贷款金额内不需要与他们打交道，他只要与具体贷款人打交道就可以了，他只要想法设法利用人性的弱点和银行内部制度的缺陷骗过具体贷款人就能达到其骗贷目的。同理，如果具体贷款人为了利益与骗贷人合作的话，他也会不管自己银行是姓“公”还是姓“私”，自己的老板是姜董事长、还是国务院、还是全国人民、还是斯密斯，只要得到更大的利益，他也会义无反顾参与骗贷。
所以我要对胡星斗说：“骗贷与体制无关！”，也可以对南方系说：“温州动车事故与体制无关！”。难道美国银行就没有骗贷的案例！难道美国就没有发生过火车事故！也怪不得孔和尚要“三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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