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北京的书店集中在广安门慈仁寺（报国寺）附近。每逢进香的日子，这里更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据史料载，那时候的大学问家如顾炎武，朱彝尊也常去，后来迁往厂甸。乾隆年间，厂甸已经初步形成了“书店（文化）一条街”，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我在30岁以前，因为常常是囊中羞涩，都是在沿街的“古旧书店”或者“地摊”上淘书；只要十几元钱一套的金装《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也买不起，因为，如果买了，肚子就会提抗议；于是，只好按照鲁迅先生的指示办事：先解决温饱，再图发展；此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宛如昨日。那时候买书基本上是几分钱至1--2角钱一本；三五毛钱就可以买一部几十万言的名著大部头了。90年代，出差上海是，还地摊花二元钱淘到一本任祖镛先生编撰的《板桥对联》，书中附有郑板桥的多幅影印字画书法作品，回到宾馆，即刻在扉页上写下一路上心拟的一副对联：“商市沉浮撒千金得小惠 书海漫游付一文取大雅”，足见喜爱之至。
在中国，书店作为公共文化的一个场所（基础设施）时间并不久远，严格的说，应该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因为过去的书店并不是为大众开放的。过去书店和老板是为了自己谋生，只为一小部分人服务；新中国后，书店是为大众服务，是一种社会文化服务工作，并统一都叫“新华书店”，由毛泽东题字，各个城市都有，保持至今。过去的新华书店，都设在城市中心区；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都被挪到非中心区去了；城市中心区都被一些赚钱的商业行业和金融业霸占了，书店在地理位置上已然退居二线了。当然，一些私营的书店（包括电子音像--数码读物）却与时俱进的挤进了城市的闹市中心区，读者群也不主要是知识分子，而是中小学生和刚刚踏入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打工仔”们。现在的书店，传统的名著、经典鲜见了，绝大多数是对年轻人工作、求职、社交、发财比较能够“立竿见影”的时尚书刊。首先是求新求异，能不能起作用，其多大作用倒是在其次。
市场经济以后，许多人把自己不再需要的“藏书”论kg在社会上交易；虽然有损斯文，但是，也有一个明显的好处----进行文化交流。我一直很少在书店买新书，因为比较贵；喜欢在私家旧书店和地摊上淘书，往往比收藏古董字画“捡漏”的几率大许多。自从有了网络，读书更加方便；一来省钱；二来查资料省时便捷许多。钱可以集中起来淘购那些自己需要，而又难得在一般的书店里得到的书籍。
说到书店，北京西单的图书大厦和比较的书市都是会跟有名的。说到书店的上线出版业，辽宁出版集团在中国是首家政企脱钩的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地方出版业的佼佼者。中国的图书在世界的份额也得到很大的飙升；至于读书，有一个不容忽视，也不必讳言的事实，每年中国图书的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图书质量堪忧---不是印刷、装帧质量，而是“内容--社会效益”方面的质量，内容质量之精品被数量淹没了，盗版图书及市场也很厉害！各种书刊林林总总，琳琅满目，鱼龙混杂，真正可心的书实在是不多的。当下出现了一种论kg卖的图书市场，就销售而言无可厚非，但就图书质量而论，不禁让人大跌眼镜，哭笑不得。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出版业最时髦的口号是什么，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个口号：“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好”中一定会蕴藏着“多”,，“好”是“多”的孵化器，这个辩证法一定是能够成立的。
现在，也仍然有偶尔去书店逛逛的习惯。年轻人多：有买书的，有找书的，有不想买或者买不起，蹲在书架边看书的；有的书店还专门设置有“迷你型阅览室”；年初，杭州图书馆发布允许“乞丐”前往阅览新举措，我曾有专文赞扬他们这种文化传播之人性化、包容性之壮举！中国从农耕时代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都在于实现“耕者有其田”；进入21世纪的知识、信息、经济时代，实现“读者有其室”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最高目标之一！
书店，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电影院、居民小区自发的文化学习娱乐团队，是一条全民文化学习的生态链；应当互相沟通，交流；各级政府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应当对大众文化建设进行引导、指导、帮助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文化网络；这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作用不亚于各级学校。这，就是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一翼！
当今中国，所有的公共场所都被老年人合法的占领了；要想建设文化强国，应当让年轻人也占领应该大幅，那就是大的学校，星罗棋布的公共图书阅览室。为此，我建议，各类文化书刊应当降价！出版业只能是一种“微利行业”，尤其是面对青少年学习、求知用书！这方面，国家要投入、要补贴，不能一刀切让出版业都搞什么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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