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不能被平均增长掩盖
据新华网报导的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所显示的数据，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3组：
1、收入增长 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加55倍，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近43倍。
2、差距扩大 1985年到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且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20世纪80年代，城乡的收入差距在1.8到2.3倍间徘徊，2009年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有专家表示，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所享受到的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子女教育等各种福利措施，这一差距比高达6:1，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3、基尼系数破线 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8，远远超过了0.4的警戒线，并且这种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6。
第一组数据，因排除了物价指数，缺乏可比性。1978年尚处于计划经济阶段，食品、蔬菜以及燃煤等生活必需品极为便宜（每市斤大米0.13元、猪肉0.78元、大白菜0.02元），住房是以社会福利形式分配的（城镇居民50平米住房月房租加上水电费总共1～2元左右），城镇职工医疗免费、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由生产队提取，个人看病只承担0.05元的挂号费。幼儿入托、入园和学生上学免费。一个月收入50元的职工，就足以养活五口之家。当时非生活必需品如手表、自行车等，相对于居民收入则十分昂贵。30年的发展，收入平均数的绝对值有较大增长是肯定的。对这种增长，需要更科学的数学模型，而不是人民币面额的相对倍数。
第二、三组数据属于同一类，反映的是社会贫富差距。居民平均收入实际增长被贫富差距“不平均”以后，社会问题被掩盖。例如，《东方早报》刚刚披露，中国富人人均流动资产169万，而房产价值占总资产比重72%，人均拥有房产3.3套。将这个房产数平均以后，中国的住房不再有“刚需”，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会高很多。而对于0.48这个基尼系数，多数网民也表示不认可。
我们假定0.48这个基尼系数是准确的，毕竟已经突破“警戒线”，并且还在上升，这个“警示性”在哪里？我们党历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超警戒的基尼系数则如何检验“社会主义好”这个命题呢？
对于“社会主义”，有一种比较传统的解释：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群体利益为目标，按劳动分配为根本的非个人获利模式，以是否对社会发展有利，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尽管是“特色”社会主义，但其根本还是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毕竟是共产党的的目标。然而，贫富差距超过非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执政党共产党是否需要反思？反思一下我们的努力奋斗与党的纲领是否还有差距？反思我们是否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仍有扩大趋势”，稳定和谐的社会管理目标如何实现？
前几天看到这样一则报导：11月29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卢嘉瑞教授在全国第十五届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讲：“如果城市家庭月收入7000元以下，就属于贫困户。”此话引起很大震动，有人说，依此标准，似乎将有一大批城里人“被”贫困。
一些与会学者表示，“我们一直在说扩大内需，经过几年的努力，为何不见成效？”多位学者认为，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过慢，收入分配不公，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全国10%的高收入群体和10%的最低收入群体收入相差3.6倍，2009年相差8.9倍，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西南财经大学王裕国教授表示，抑制富人的增长难度太大了，政府更需要关注消费水平在平均水平以下的居民，建立低收入人群保障机制，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收入家庭的收入。对于低收入群体应该通过最低生活保障、拓宽就业渠道，通过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居民收入高了，腰包鼓起来了，才能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
由于是“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讨，学者们侧重的是经济。卢教授的经济学论点为何具有广泛的震撼与反思？我认为卢教授这个论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本身的范畴，因而更具社会学的普遍性。
社会学是将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若干学科并列于社会科学来研究，以探寻社会的治乱和盛衰的原因，揭示社会由以达到“大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而社会的治乱盛衰始终围绕一个根本课题，那就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经济学注重社会财富总量数据，如老百姓熟悉的国民生产总值、居民平均收入、物价指数等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同比、环比。社会学更注重社会财富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情况。卢教授的“7000元界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贫富差距的“刻度”。当然，7000元是否合理，并没有见到卢教授比较系统的论述。
18大即将召开，希望决策者们多听听社会学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能囿于某些“经济专家”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毕竟，每一个国民所关心的除了个人的收入以外，更希望有一个祥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近来，有的地方执政者喊出了一个口号：“留住富人”，这大概是基于对富人的“跑路”现象的应激反映。我们希望这些执政者们看到现象的本质，富人“留不住”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对富人们“服务”不够，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党的富民政策使得他们在不长的时间里致富的。他们转移财产的行为是出自于对贫富对立的惧怕。缩小贫富差距才是留住富人的正确方法，也是留住穷人人心的根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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