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信访：民事博客缓也

这一条短短的历史资料，蕴含着这样三个方面的重大民主政治内容：

      一，要有一条非常畅通无阻的“下情上达”的绿色通道。一个普通农村教师给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而且是批评性质的，毛主席收到了。不仅收到，而且回了信；不仅回了信，而且自己掏腰包寄去了300元（那时候，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收入；对一个农民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寄去钱，而且政治局听了几次有关工作的报告；不仅政治局听了报告，而且还出台了中央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指导解决落实来信反映的问题。不得了啊！我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时对黄炎培关于“政权周期律”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人民的监督，有了人民的监督，政府就不敢腐败！政府的反腐败决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在行驶监督权的时候能够畅通无阻。现在出现上访者被打、被关、被莫名其妙的抓去做廉价劳工的事，不觉匪夷所思，心惊肉跳。朱镕基总理也有一段回信给信访者，在一次下基层调研时被信访者认出来的佳话。毛泽东身体力行的践行了他代表共产党对人民和民主党派承诺的执政理念和诺言。

这个问题很重要。问题的关键不在“有”，在“通”。“有”，不通，比没有更坏；“通”则自然“有”。反观时下，《信访法》也有了；机关的办事公开制度也有了；“首问制”有了；各种各样的“领导接访”、“领导电话”都有过了，效果怎么样呢？不怎么样！所以我说关键不在“有”，在“通”。祖国医学有一个理论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我看是一个道理。封建时代，老百姓击鼓三通，县太爷也必须立即升堂问案的。党群关系，政民关系，欲望载而不覆，就一个字---通！

前不久，在个别地方出现过老百姓集体跪在县政府大院的事；出现过地方政府领导人对老百姓发雷言雷语的怪事；什么制度、政策、法律没有啊？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的那根经脉不通！

    二，要形成人民与各级党政领导人，包括最高领导人民主互信互动的优良风气。“鱼水关系”是形容党政民关系的专用成语。有二层意思：一是人民是水，党政是鱼；二是水可以没有鱼，鱼焉能离开水？现在，人民群众要想见七品芝麻的父母官也是难于上青天的，更不要说更高级的领导人了。在有的人眼里，有问题，有“冤屈”上访变成了违法行为；或围追堵截，或遣送回籍，甚至以“罪”论处。表面上和谐了，实际上矛盾在走向激化、在继续发酵。。。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按照群众的自愿，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只有二个途径：一是走下去，走到群众中去，当前，国家重提新闻工作下基层就是这样。二是请上来，信访，就是请上来的一种方法，也是更经济更便捷的一种联系群众的方法。没有这个方法，或者这个渠道不畅通，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即使做了，也只能是无的放矢。不联系群众，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进而就会害怕群众，最后就必然会不知不觉的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上去了。

井冈山时期的茅坪八角楼，延安时期的杨家岭、王家坪、西柏坡都是农民的窑洞，农民的地盘，想脱离群众都难。现在是庭院深深深几许，加上森严壁垒的警卫门岗，各级领导出入警车开道，老百姓只能在电视屏幕上一睹风采，稍不注意，主观上想不脱离群众都难。

事实上，现在的各种机构都是十分健全的；只是群众与领导之间隔着许多中间环节，基本上没有信息直通车了。加上总体上的机关办事效率低，各个环节机构人员政治嗅觉不敏锐，政策水平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群众要想直接向领导反映问题的几率几乎为零！前些年曾经方兴未艾的“领导接访”“领导电话”往往石沉大海，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

政府诚信，领导诚信也出现了问题。

三，要求执政者对人民的态度是认真的，负责的，事事必须有结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地方条件不平衡，地方执政之力度不平衡是预料之中的。毛泽东接到来自基层的第一手信息，立刻启动最高级议事决策机制着手解决问题；这就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叫为人民服务。

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保持着亲自回复群众来信的亲民作风。据有关资料统计，1950年5月上旬，他就回了将近80封民间来信，仅5月7日一天就回了18封信。 毛泽东在1934年开年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从理论上就为了党的中心任务，应当如何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作了深刻的阐述，至今仍然是我们做好人民信访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人民来信日渐增多；毛泽东仍然坚持对每一封来信都亲自阅示，然后交秘书田家英负责处理。有些是毛泽东直接回信，大部分是由田家英代为回信。越到后来，人民来信越来越多，中央就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处理信访工作，主要由田家英负责。1951年5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某些领导人对人民来信来访不够重视的情况。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说：“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六十年后，于201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法》仍然对新时期的信访工作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大家知道，孔子是主张“仁政、德政”的。什么是“仁政”呢？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说的“五者”是“恭、宽、信、敏、惠”，此“五德”，都是亲民爱民，政出于民之道！荀子主张“民为政本”，贾谊进一步指出“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因此，“安民”是执政者最重要的执政理念和方式之一；体恤民情，察纳民意是执政“安民”的不二选择。董仲舒说得更明白：“天之生民，非为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是以安乐民者，天与之；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儒家的二当家孟子总结说：“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人民代表制度。这个制度建设用来作为一个纽带，使之有效地把人民和人民依法委托代为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在中国首先是指执政党）之间更好的沟通融和起来，使政府得以更好的努力工作，让人民得以更好的享受生活发展的福祉。人民代表的这种职能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和运用：人民群众和人民代表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沟通；人民代表基本上只是每年在开会期间反映一下比较突出冒烟的问题；客观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及时性、有效性和预防性。我曾经多次提出过关于推进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的建设性意见，没有引起重视；至今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的实质性进步。早在半个世纪前，上中学的时候，我看过前苏联著名作家F-A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里面就描写了苏维埃人民代表在人民中间工作的常态制度，印象很深。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和年轻的宪法学者们有有没读过这部长篇小说？“三个代表”中有一个代表就是关于“先进文化”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是自己创新，另一方面就是采取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在自己没有创新的情况下，“拿来”是唯一的智慧选择。

“民事不可缓也”！董仲舒虽然背了一个焚书坑儒的千古骂名，但是，他的这句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执政者了解民情体恤民意的信访之道必须保障畅通无阻，像毛泽东那样开放二十四小时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