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儿，有个叫马国川的刀笔吏对周有光老先生进行了一次访谈，整理成文字后名曰《周有光、马国川对话录》。随后，其章节陆陆续续地在一些网站上发表，并通过一些网友的博客进行了反复的转载。实事求是地讲，和马国川以及诸多网友的赞美之情不同，我对文中记录的周老先生的一些观点是不敢苟同的。因为在我看来，周老先生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他看问题的出发点却未见得高明。就说他那部被马国川引为佐证的杂文集《朝闻道集》吧，不好意思我也是购书者之一，要说该书获得了显赫的销量，那里面也有我的一份贡献。可是正如收视率并不等同于一部影视剧的艺术水准一样，一部书的销量也并不等同于他的精神价值。至少我就是一个买来后觉得后悔，今后也不会再有兴趣反复去读的读者罢。
周老先生对许多事情都有亲身经历，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这或许是很多人愿意把他的书拿来一读的原因。可是一个人的年寿高、经历广，并不代表着他的境界就高，眼光就准。相反的，如果他总是一味地沉迷于自己的观感，没有脱离原有的层次，那他的岁数再大，认识也不过始终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更有可能的是，随着他对记忆的反复强化，他对自己的结论就越来越坚信不疑，以至于深陷进自己设置的牛角尖，难以自拔。此时再来上几位吹鼓手，一起吵闹一番，原本只是一些个人观点的东西，就会被放大成一部分人的共识。
在这里我不妨打个比方，好比我们是跟着一个资深的导游去游览颐和园。他会逐一给我们讲解每一个景点，把每一处建筑细节都讲得很详细。但他始终是在地面上，在那么一块地方打转转，所以如果只是第一次听到，我会很新奇，如果第十次还听的是这些，我就会感觉很无趣。这时候我需要的是站在高处，甚至于坐上直升飞机，对颐和园的全貌来一个完整的了解。
这两天又看到了上述对话录的最新一部分章节，网上推出的名字叫《知识分子要坚守科学与民主》。出于严谨的态度，我还是先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然后依然想结合这个问题与周老先生展开商榷。
自从陈独秀为中国文化界引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后，这二位“先生”就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心中树立起了高大的形象。许多人激动地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正是由于我们的文化精髓里缺少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于是很自然地就把它们运用到救国的实践中，这就是后来所谓“实业救国”、“宪政民主”以及随之延伸出的“文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等提法的思想基础。从那以后，的确是有许多知识分子以此为最高境界和最终使命，毕生都在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实践，但是我们不得不说，通过多年之后我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不难发现，处在那样一个灾难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出于民族衰亡的紧迫性和激愤感，当时给出的中国为什么会落后挨打的答案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而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也就多了些狂热冲动的感性，少了些冷静客观的理性。并且他们之后得以进行科学与民主实践的土壤，依然来自于他人革命活动的成果。这种主从地位的反映，也许正是源于知识分子与革命领袖之间，对于什么是终极目标在理解上的偏差。而为人慷慨激昂的陈独秀，其实也并没有看清科学与民主的本质，也就说，他并没有搞清楚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究竟是一种工具性的理论，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种偏颇，同样体现在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一开始他狂热地在中国宣扬马克思主义，可后来遇到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他就迷茫了，而且最终还走向了革命初衷的反面。这正好说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是实用多于钻研，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吃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为了说明科学与民主只是理论工具而非终极目标，我们必须搞清楚科学与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先说科学。美国前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到：“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与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这番话针对的是8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不顾经济活动的客观实际，盲目进行各种新奇理论推导的现象。但它同样说出了科学的本质——基于道德的求真。也就是说，科学本身不是真，它只是求真的手段。而为了尽可能地触摸到真，除了必要的能力和谦虚的态度外，最根本的是要出于正直——也就是道德。无数的证据都为我们表明了，那些假科学之名行卑鄙之实图肮脏之利的行为，正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泛滥于这个世界。那么，知识分子一旦离开了道德良知，这份对于科学的坚持难道不可怕吗？
我们再来看民主。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民主，都应该搞清楚一点，民主只是手段，民生才是目的。我们采取的各种权利分享和制衡机制，最终都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过上美好的生活。如果一种民主形式只有利于一少部分人或者一少部分国家，那么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也就不是什么普世意义上的制度。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都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普世价值，这就搞混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这就如同把车的好坏当成了目的，而开车去哪儿倒不重要了。还有比这更荒唐的逻辑吗？
因此上我们说，民主和科学的态度是必要的，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有一种超越民主和科学之上的意识。也只有认清了什么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才能识别出一种工具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否则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陷入到盲人摸象的窘境中。
正如我们需要站在万寿山上，或是有机会上到空中，才能够理解颐和园中为什么会在这儿建一组建筑，那儿筑一道堤岸，或是搭一座桥梁，以及那些看起来很独特的建筑形式，究竟好在哪里了。而如周老先生那样的导游，就算是把微观世界总结得再深入，也终究缺乏了一点宏观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如今的知识分子们，固然应该坚持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道德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地良心。离开了这一点，只谈什么科学与民主，难免会像毛主席总结的那样，“只要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给不给你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拿枪打谁。因此上我想提醒周老先生，还有这位马国川和发表激烈言辞的网友们一句，知识分子最该坚持的，应该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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