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家长制”

关于“家长制”，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和苏联的赫鲁晓夫一样，是极力反对的。他们在批判毛泽东的所谓晚年错误时，与赫鲁晓夫一样，祭出了反对“家长制”的这面大旗。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分析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时，指出了两点：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发展时间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二是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并指出：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决议》对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分析得并不能够使人信服，不仅缺乏内在联系，存在逻辑矛盾，而且因为实际上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因此，给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以通过反对“家长制”和“个人崇拜”为由，达到反对毛泽东，反对他的正确路线乃至发展到党内外的右派否定整个共产党的目的提供了依据，这也是胡德平之流为什么要坚持这条底线的原因。因此，《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正如他自己指出的：社会主义发展时间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分析其发生的原因仍然是必要的，这有待于通过讨论和研究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来完成。

不管怎么讲，以反对“家长制”和“个人崇拜”来否定过去的领袖和正确路线，并进而发展到否定整个共产党和他的历史，是中外一切修正主义者在共产党执政国家运用的成功手法。因为，反对“家长制”和“个人崇拜”，可以获得党内的“民主”声音的支持，尽管这样的声音发出的东西并不正确；可以使民众将对于党的部分基层官僚的不满转嫁为对领袖的不满，平息社会的怨气；同时，更能获得鼓吹“民主、自由”的国际资产阶级支持并一致叫好。因此，反对“家长制”和“个人崇拜”是屡试不爽的、人气极高的政治行为。

那么，所谓的  反对“家长制”和“个人崇拜”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关于“个人崇拜”，马、列、毛都有一系列的论述，笔者在此不再多谈。这里，谈谈“家长制”。

我们知道，国家、政党和家庭一样，都是由很多人组成的团体，无非是规模不一样，家庭是最小的单元。现在的家庭小到2人、3人组成，而历史上的家庭大的有几十人，甚至上百、几百人，三世、四世、乃至五世同堂。《红楼梦》中的贾家是“假”的，但是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家庭有几百人。有家庭就有“家长”，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必然的，是历史现象。有家庭，就有矛盾，内部就有不同意见，这也是客观事实。而家庭在处理与社会的其他家庭的关系时，必然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需要家庭统一处理对外事务，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对内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对外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家长就产生了，而且一般是以长者为家长，因为其阅历和经验、经济地位都居首位，一般就公认为家长。在母系社会，家长是由年长的女性担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年长男性逐步成为家长。这些，在恩格斯的《私有制、家庭和国家的起源》中有过详尽的描述和考证。家庭叫“家长”，国家和政党叫领袖，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毋容置疑，只要存在两个人，就有领导和被领导者，家长也好，领袖也好，都是矛盾发展和斗争的产物。没有家长的家庭不存在，没有领袖的政党也不存在。而家长和领袖的产生都是通过历史形成或者选举产生。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家长，也没有不犯错误的领袖。但是，这种错误，应该是家庭和政党的错误，或者是他们个人的错误，而不是因为存在家长或者领袖的原因而造成这样那样的错误。换句话说，家长和领袖的存在并不是造成错误的真正原因，因为没有家长的家庭和没有领袖的政党根本就不存在。因此，说因为党内存在“家长制”，因而造成党的错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为了开托其他人责任的一种托词。譬如，一艘船舶在海上发生事故，触礁了，众人不去调查、分析发生事故的真正原因，而是一味指责因为船舶实行的是“船长制”，导致了事故发生，岂不可笑？并因此提出船舶要实行“民主”，都想或者都来当“船老大”，那更是将船舶引向灾难的可笑行为。因此，说什么党内存在“家长制”，完全是不符合常识的牵强。有错误就是有错误，可以具体地讲，可以撤了船长的职，但是不是因为什么“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领袖人物被撤换不是一个，唯独毛泽东担任了领袖将近30年，其他人如果能够胜任，超过毛泽东，完全可以替代他，你的思想、路线，水平、能力，威望和品格超过他，完全可以当领袖，并不是什么“家长制”的问题。而事实是，中国共产党至今没有一个人超过他！！

因此，说什么党内民主不够，毛泽东独断专行，搞“家长制”是非常荒谬的。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不同的是，原来参加领导民主革命和建国后的革命和建设，如“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跃进”等的一些人，这次除少数人外，其他的都已经“靠边站”或者被“打倒”。而起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是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其中包括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周总理是一直参加并且辅助毛泽东的，这又作何解释？

从历史的发展全过程看，党内政治斗争 的结果，谁对谁错，可以讨论，历史也会最终下结论。但是，将这些归结于“家长制”，用一个家庭内的父亲处理几个子女的关系，运用家长权威来说明党内斗争不仅庸俗，而且无知，掩盖了事实真相，并不能真正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和长远发展问题。而从《决议》发表至今30年的情况看，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因为至今除了批判他的“家长制”，并不能提供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毛泽东是为了个人私利或者目光短浅，从而将中国引向深渊的历史罪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唯一可以证明的是： 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相当多的人遭到迫害，主要是当权派和专家、精英，而这一切，并非起源于什么“家长制”，而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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