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是对立之源——制造阶层、民族、地域分别的政策可以休矣
“建设和谐社会”，总体来说是瞧准了病，但抓错了药。因为社会不和谐，所以我们才需要建设和谐社会。这三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全方位对立状态逐渐形成的过程。民族矛盾、地域冲突、阶层对立，仇富、被富仇；仇官，被官视为“屁”；本地人、打工仔；四川人、广东人；汉族，少数民族；内地人、香港人.....,各种划分，各种圈子，各种排斥，各种利益，各种差异......，整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形式的对立。各种对立都在累积势能，每个人都在对立之中选边，非此即彼，没有中间地带——战场上本来就只有前线而没有中间线。对于一个处处是战场的环境，印度神话之中称之为修罗场。在修罗场中，每一种冲突，都会映射为修罗们内心的一种焦虑，各种焦虑编制在一起，就让修罗们陷入狂躁之中，于是净土化为修罗场。
之所以说“建设和谐社会”是瞧准了病但抓错了药，主要是因为“建设和谐”的隐含意义就是“社会处于对立态、冲突态”，而这正是此前各种改开政策必然会导致的结果。改革开放的思想起点源于一个最根本的判断：阶级斗争次要论，而这条结论实际上是“阶级矛盾熄灭论”的山寨产品，所以，打桥牌、打麻将、看武侠的人真的不适合搞理论工作。这就好比讳疾忌医的人，本来受了点风寒运动运动、流流汗就可以好起来，但他非说自己没病、感冒病毒根本就不存在，于是最终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不可收拾。敢不敢正视社会现实，这是判断一个执政者合格不合格的基本标准。那么，总结改开之后的各种政策，有什么共同特点呢？无论是“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还是“两宽一少”的民族政策，或者是“经济特区”的区域发展政策，这所有的政策后面都晃动着“分别”这两个字。而“分别”是一切对立的根源，因此这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制造各种各样的“分别”。先富起来的个人，成了“先进生产力代表”，然后进政协，阶层差异就出来啦；依靠“三来一补”、免税、减税先富起来的地区，成了改开的宠儿，要政策、要“试点”，就差要军队了，而一遇到形势不妙立马就要“腾笼换鸟”，将“低素质外来工”赶出去，地域差异就出来啦；而“两宽一少”的政策非但没有弥合民族矛盾，反而培养了少数民族的分裂情绪，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什么对有些人要“两宽一少”？对于家庭来说这就叫“见外”，亲人之间不需要“见外”，“见外”就绝对不是亲人。国家法律不是儿戏，自己首先将法律当成了橡皮当成了儿戏，那谁还遵守你的法律？今日的民族之痛，又何尝不是当年“两宽一少”的结果，最让人心痛的是，现在还很难纠正这个问题。
治理国家不能依靠散糖果。这个不乖给糖吃，那个在哭也给糖吃，这里不平衡了要给点糖，那里在闹再给点糖，原本不闹的看着闹的人有糖拿于是也学会闹着要糖吃......，真是乱哄哄的此起彼伏，东边不闹西边闹，按下葫芦浮起瓢，左支右绌，满头大汗。原本是不用这么手忙脚乱的，只需要一点就够了：以正治国。遵守宪法就是“正”，“四个坚持”就是“正”，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正”，写在宪法里，就别玩弯弯绕。以智治国国之贼，各种“分别”都是“智”的体现，都是在耍小聪明。想要社会和谐下来，那就别再制造社会分别。任何利益分别都可以制造出“二桃杀三士”的客观效果，这是冲突之源。
建设和谐社会，正确的药方是抬出宪法，擦掉上面的污渍，取消各种制造分别的政策，这样不用费什么力社会自然就会平静下来。顺其自然，人民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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