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下半年后，抗美援朝仍处于边打边谈的局面，战争的继续耗资巨大，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落实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
但当时，贪污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仅10月份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已发现贪污人数1670人；在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1951年浪费汽油700余吨；纺织工业部所属经纬机器厂，国家投资4000多亿（旧币，100元相当于后来的1元，下同），因施工不周计划马虎，工厂建筑尚未完工，厂房的289根柱子就有280根下沉，造成巨大损失。在东北，仅沈阳市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元。
毛泽东意识到，革命胜利后，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坐衙”当权，疏于政事，玩忽职守，官气十足，脱离群众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滋长，或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盗窃、蜕化变质。他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时关于“糖衣炮弹”的预言，现在在某些人身上果然得到了应验。
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警惕党内干部的大吃大喝问题，对人对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1950年2月访苏归来在哈尔滨视察，省委的便宴搞得很丰盛，还有熊掌。因为胡志明在场，毛泽东不便说什么，只在两三个盘子里夹菜，吃了半碗米饭，别的都不动。饭后，他对饶斌市长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就可以嘛。”而到了沈阳，他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说着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里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1951年11月，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严重贪污情况被揭露，对毛主席的触动非常大。为了调查到详细情况，11月27日，毛泽东坐火车到天津视察，听取了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市长黄火青同志的汇报，在29日返回北京的当天晚上，就批示将关于刘青山、张子善问题的新闻稿在第二天见报，彻底揭露他们的贪污腐化行为。
刘、张二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是革命的有功之臣。但是解放后他们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侵吞大量的救济粮、治河民工口粮和工资及重点工程建设资金等共计155亿元（旧币），用于个人挥霍，引起了极大的民愤。毛泽东很震惊，他下决心要来一次全党大清理，把这些贪污腐败的毒瘤割掉，免得他们继续侵害我们党和新生政权的健康肌体。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决定”指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
各省市采取的具体办法是：由各单位负责人认真地自上而下地进行检查，揭露贪污分子；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号召与发动所有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会会员及其他各阶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抽调可靠干部，组织检查组，负责在本单位及上下级与同级间相互检查。毛泽东多次起草电报，指出要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大张旗鼓地去进行，全国可能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一致同意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向中央提出，原则上同意将刘、张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加上“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毛泽东看到报告后，立即将“缓期”的字样勾掉，他对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还记得黄克功吗？刘青山、张子善同黄克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做资产阶级的俘虏，不想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人民。这样的人不除，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了！”
侯波：中南海的房间宽大，里面的家具陈设都很简单，最初几年连暖气都没有，领导人的生活都很简朴，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像毛主席，衣服鞋袜都是补了又补，记得有一双拖鞋，破得实在没办法补了，可在武汉视察时毛主席还要工作人员拿出去补。工作人员只好去，在街上找了个补鞋的摊子，老师傅说这么破还补什么，随手给扔了。工作人员只好回来了，跟毛主席一说，毛主席急了，硬要去找回来。工作人员只好找到那双鞋，硬让老师傅补了一块擦车的鹿皮在上头，毛主席又继续穿起来。老师傅哪里知道，这双拖鞋的主人会是毛主席呀。
在“菊香书屋”里，毛主席不让摆任何花卉盆景，“菊香书屋”没有一盆菊花。好多人以为他不爱花，其实并非如此。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在西城区新街口刘契园老人家看他培植的菊花，这位老人在日本留过学，是花卉园艺的专家。毛主席每次去，都向他打听菊花的品种和培植技术，兴趣盎然。他自己不养花，也是怕上行下效，造成不好的影响。他在生活上的简朴，我是十多年亲眼所见，可以举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火柴盒，火柴用完后他不让扔掉，让工作人员买来散火柴，装在里头再用。这样的火柴盒有十几个，用了许多年。
毛主席那一代老革命家，生活都很简朴。比如周总理，吃完菜后一定要用开水将盘子涮一涮，把盘子上的油星也喝下去，怕“浪费”了，一辈子都是这样。比如董老练书法，开始用废报纸，还不肯多用，总是把报纸写得黑糊糊的，实在不能再写才换另一张。后来找到一块毛玻璃，就在玻璃上写。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调走后，来到新的工作单位，总会发现新单位的领导们比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生活上还好一些。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批阅了一夜文件材料的毛泽东，见到纷纷扬扬的雪花激动不已。他不忍心踩自己庭院内的雪，就从颐年堂的后门出去，来到中海边的雪地上专门走雪，踏出“咯吱咯吱”的碾雪声，卫士长李银桥陪伴在他身边。
边走他边对李银桥说，自己喜欢雪，尤其喜欢它纯净洁白，没有被污染。他看着树杈上的积雪，突然问李银桥：“银桥，你贪污了没有？”李银桥说没有，毛主席指着松枝上洁白的积雪说：“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不贪污，还要节约。比如给我洗衣服，领口袖口擦擦肥皂，其他地方一捋一揉就行了，不要用很多。”又说：“家里的开支要有计划，吃饭不许超支，衣服不经我同意不能做新的。”
那时毛主席每月工资200元左右，江青100多元，李银桥每个月都写开支计划，对伙食、衣服、杂费及节余列出了计划表。一家的伙食费定为3元，毛主席说高了，李银桥解释其中还包括待客的钱，主席才同意了。
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清查和打击严重贪污分子的阶段，即所谓“打虎”、“捉虎”阶段。1月20日，李富春在中财委党组会上作打虎总结报告时，提出划定“大老虎”的6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旧币，下同）；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相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这6条成为罪大恶极应该判处死刑的标准。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在河北保定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被执行枪决。
在打虎斗争高潮中，个别单位出现逼供信的现象，结果打出来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并且搞得人人自危，财经机关的干部跟资本家谈话不敢一个人讲，不敢一个人上街，甚至不敢一个人接电话。在上海，有的地方在验乒乓球时还要用显微镜一个一个地照。陈云、薄一波、周恩来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经毛泽东同意后，及时做出了调整，使“三反”斗争没有出现扩大化的现象。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参加“三反”运动的共有850万到900万人，其中县以上机关干部近400万人，共查出有贪污行为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10万多人，大多数免于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的42人。这场运动惩处了大贪污犯，挽救了大多数人，同时教育了全党，团结了全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在揭发和清查贪污分子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许多贪污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和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违法犯罪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沈阳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勾结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国家，低价从国家买，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使国家损失61亿元（旧币，下同）。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军款3亿元搞投机，将失效药品供应给前线的战士，并腐蚀25个机关65名干部，还扬言“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更有甚者，武汉福化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领取好棉花1万斤，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000斤拣来的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个根本没有消毒，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就交货。可叹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前线浴血奋战，却还要在自己的同胞、这些奸商的不法行为上付出沉重的乃至生命的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时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等活动是普遍的，严重的。据统计上海市犯有不同程度不法行为的工商户占该市总工商户的85%，而北京的比例更高达90%！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拉开了“五反”斗争的序幕。这个运动的任务就是在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在运动进展过程中，毛泽东将工商户划分为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半守法、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五种类型，并提出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五条基本原则。
在北京，全市5万私人工商户，守法户5000户，基本守法户3万户，半守法半违法户12500户，严重违法户2000户，完全违法户500户。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工商户只占5%，这样就团结了95%，打击了罪大恶极的5%。对这五种类型，都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处理，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区别对待。
上海市对上层资本家进行审查中，普遍采用开小组会，通过资本家互评和主动坦白的办法解决问题，一不登报，二不到大会斗争，工人不当面检举揭发，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这样保证了“五反”运动既是深刻激烈的斗争，又进行得比较平稳，迅速形成了包括守法资本家和其他市民在内的“五反”统一战线，孤立了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
到1952年6月，“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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