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想往资本主义倾向的人，总认为一私就灵。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和集体企业始终挑大梁，大寨、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等农村集体。都比类似于私有制的典型小岗村强。难怪我国在改革中，始终把私有制定位在次要地位，吴邦国明确表示不搞私有化。那么为什么我国的公有经济能强劲发展呢？
一、公有制特别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资产规模集中和生产要素的整体协作。公有产权可以实现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统一；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率的统一；人的效率与物的效率的统一。而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要达到这样，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只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作为经济发展的补充。同是改革年代两个典型，小岗村带头单干，确实提高一定程度了村民种地的责任心，促进了小农经济，但无法实行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尽管得到多方扶持，始终未能脱贫。而南街村在单干后及时发现问题苗头和隐患，逆势重回大集体，靠个“外圆内方”，瞒天过海，发挥快捷积累原始资本优势，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农业道路，迅速富了起来，成了改革中无心插柳柳成行的典型。同时，公有制经济中职工收入比重较大，可以使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大大提高，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公有制条件下，国家对企业贡献的追求是增加值和就业最大化，而不是纯利润最大化，企业有较强的投资需求。这样，容易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私有制得到的是眼前的小利益，而公有制瞄准了合作共赢的大利益。
二、资产拥有的属性不是资产关切激励动机决定因素。欣赏私有制的人主要理由是，人是自私自利的，经营者不控制资产，就不会极尽全力搞好经营。但现代化大生产表明，控制权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只要关切行为与收益程度挂起钩来，资产关切激励机制自然形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任何大型现代公司，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通过实验研究表明，无论统计数据还是具体事例，都不能证明政府部门效率比私营部门更低。有人认为政府部门会因缺乏所有者而导致缺少激励。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大型公司的雇员都不是所有者，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看，他们也同样缺乏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特别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公司经理所占股权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经很难控制公司了。就这一点来说，政府部门和集体单位，与公司股份制私营企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一些私营企业的高效益是通过严重偷税、压低工资劳保安全条件、制造伪劣产品、破坏资源环境、吞占国有资产等途径取得的。所以，就激励机制来说，现代公有企业不会比私有企业差。关键是对经理阶层如何激励。现代公有制单位，既发挥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也落实其行为与收益程度挂钩责任，所以能够良好运行。华西村的高明之处，就是在计划经济时开始就探索实践了现代管理理念和办法，观念上强调合作共赢，责任上村和企业领导及村民持一定干股并分红，并实行承包和绩效考核，分配上重多劳多得的奖励，同时又搞好全民福利，确保了领导负责、村民齐心合力的局面，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
三、公有制中部分出现的挫折，不是生产力问题。有些人否定公有制，还有一个理由是生产力低。苏东剧变使一些人对公有制发生怀疑。但许多学者指出，苏东剧变绝不是生产力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指出，到20世纪末前苏联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多数统治精英抛弃前苏联制度，是因为自己的特权远不及资本主义制度中资产阶级拥有的特权；自己的职位不能传给下一代。另外，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还发现一个关键团伙，简单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事实上公有制给经济发展带来重要贡献，即使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多数单位还是不错的，国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快。至于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是公有制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和科技问题。这一点从现在好的公有企业就能说明问题，它们的所有制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吸收了现代管理方法和交通、信息等环境的大力改善。所以，要保持公有制活力，不是取消公有制，而是加强管理，真正落实按劳分配原则，同时树立以公为私、超出自我自然生存的人生价值观，在保障生存基础上，追求尊严、友爱、安全、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克服对个人财富账面数据的无度和无意义追求。对于这种观念更新不是不可能，现实中像大寨和华西村等集体单位的领导，甚至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有些大老板，已经不是仅仅满足个人和家庭动物般的需要，而是上升为服务社会的自我实现。一些人的极端私欲，根本上还是贫穷落后及由此产生的观念的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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