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中共高层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激烈争论。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谁最先说了“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的，更不是毛泽东的，林彪说了与“凡是”意思很接近的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此，毛泽东深不以为然。最先提出“两个凡是”的是1977年2月7日二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写社论的是一个写作组。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后来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合理意义。毛泽东的晚年“左倾”了，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坚持“左倾”。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新概念指出不能把毛泽东的某一句话、某一条批示都算成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要“准确”而“完整”地理解。等于说不能把毛泽东错误的言论、批示归入毛泽东思想，也等于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都不是毛泽东思想。
后来借真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进入了高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了任何人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理，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是否是真理。这里的“任何人”，如果不是专指毛泽东，那绝对是一条谁也推翻不了的真理，任何人，都不可以以真理的化身自居。“两个凡是”是个人迷信，当然应该批判，当时可以说被批得体无完肤了。然而，批判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是否也需要实践的检验？二、三年内难以检验，二、三十年后的检验是否更为客观一些？
文革后，毛泽东的许多老战友都认为毛泽东的晚年犯了“左倾”错误，许多老战友受过这样那样的委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如，文革中常说的“走资派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修正主义掌权，必然复辟资本主义”等等，当时只是那么讲讲而无一实例，也许有可能产生而尚无影踪，“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确让许多人觉得小题大做、捕风捉影、子虚乌有！造反派、红卫兵们慷慨激昂的“战斗”有点像塞万迪斯笔下的唐.吉科德，很滑稽。三十多年后回头再去看看、想想，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思，也许会让人惊奇，惊奇毛主席的神机妙算，算到了几十年之后，看来他当初的担心并非小题大做、捕风捉影、子虚乌有。毛主席身边的老战友王震开始也以为毛主席“左倾”了，坚决反对“两个凡是”，十多年后才觉得批“左倾”没那么简单，“毛主席比旁人早看了五十年”，旁人理解不了，也是情理之中，实践的检验，的确必不可少。
文革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失败，也是实践上的失败。理论上，宪法、党章都不够严密，社会主义并非固若金汤；实践上，公有制在“摇篮”中夭折，“毛孩子”的命运让许多人纠结，实在接受不了。
邓小平说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不说争议不多的建国前，建国后，排除了晚年的“左倾”，还能剩下什么？也许只有“毛氏红烧肉”在各地的毛氏饭店大放异彩。
《师大奇遇》附文 201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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