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这里发了一篇名为《关于文革的一点哲学思考》的文章，虽然被人以“臆想”冠名，但心中仍感欣慰。因为实在是没想到在当今这样的年代里，仍然会有人耐着性子看完这样一篇两万多字的拙文，而且还肯花上半天的功夫去写一篇这样的读后感。看了作者的番号之后，此种情形不禁让笔者想起了郑板桥的那句“难得糊涂”。
既然有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笔者就在此多说两句，以供大家参考。
对历史的研究，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对于研究之后形成的结论，有人习惯以大量的史实堆积来证明。二是有人习惯以探究、搜寻并公开“秘档”的方式，来证明或者是还原历史真实。三是对史实点到即止，注重于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或者为什么没发生。但笔者一无在大量史料中去思索与探寻真实的勤奋，二无一看到什么“秘档”或者什么“秘闻”的字眼就亢奋的毛病，所以只能在第三个层次上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
笔者一向认为，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某些事情，如果不前后各推几十年、几百年，甚或上千年，是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的，就是说我们不会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就如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如果不向前推一百年，了解了寄宿在欧洲普、奥、法之间的争霸情怀，我们是看不清那颗子弹，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要射向费迪南的基因的。这正是历史学人常说的“偶然性中的必然性”。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笔者观点他本身就是一位十分杰出伟大的历史学家），要想说清楚他和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活动，不向前推两千年，向后推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我们是说不清楚的。
中国历史的轨迹，就像是两条相互平行，之间的关系却是相互对立的轨道，而历史的重心就在这两条平行的轨道上来回摆动。比如秦“焚书坑儒”之后，汉就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和隋“不惜民力”的暴政之后，就有了汉和唐初的休养生息。而大的分裂战乱之后，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稳定的朝代。比如春秋战国之后，就有了秦汉四百多年的稳定。五胡乱华和十六国之后，就有隋唐三百多年持续的统一。而孙和蒋的国民政府、毛泽东及其后的邓小平时代，也没有逃出这个规律的映射。比如孙和蒋组建国民政府实质上是一个唯官僚化的政府。不说别的，就看孙和蒋照片，就可看出一二。照片中，在孙和蒋的周围从来都是各种身份的官僚、企业主或者是什么组织的头目，什么时候看见孙和蒋与农民或者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照过相？而毛泽东正相反，在延安的时候他可以和农民在地头聊天说笑。进城以后，还能够与钢铁工人握手，与石油工人碰杯。毛时代的历史重心显然是在群众一边。当毛试图保持这个历史重心而采取了过分注重群众力量的方式之后，就有了邓小平的只重视物质文明而忽视了精神建设的反思。笔者认为邓的反思中，有相当的向毛认错的成分。但是，当邓想把重心搬回到另一条轨道上的时候，世界局势的突变却打乱了邓的战略部署。形势逼迫邓不得不“九二南巡”，让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步子再大些。这在笔者的拙作《中国与狼共舞》中的《“九二南巡”的随想》中有专门的讲述（虽有广告植入的嫌疑，但此处不便多说，以免跑题）。
但是，现今国内对毛泽东的研究，采取的却是孤立的断代研究。只着眼于那一段历史，或者某一个事件，有些研究人员看完公开的档案，又看秘密的档案，却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大逻辑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迟钝与麻木。对于任何一个中国农民都会明白的“只要你能让我有地种，秋后交完公粮之后，自己还有余粮可以过冬，我就跟你走”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解释的面目全非，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已经背离了最基本的情理常识。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五花八门”的解释使中国人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拥有统一文字（虽有简繁之分，但都同属中华文字）的群体，对毛泽东这个历史命题，产生了“崇毛”“拥毛”“非毛”“去毛”等等不同的流派或者是思潮。现今，“毛泽东”这三个字已经成了试金石，通过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大群体中究竟是属于哪一类，他的心究竟在哪。
有的人可能认为历史是伟人的历史，但是伟人再英明，也需要群众的力量来支持。因此，历史的主人归根到底还是人民。中国在痛苦中寻找出路的年代里，人民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亦凭借着自己超前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谋略，将中国引领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的思想与功绩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更加为人民所理解和重视。至于那些“反毛”者的饶舌鼓噪，非但不会有损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反而更加彰显毛泽东的伟大。因为我们都看到了，逝去的毛泽东躺在那里一言不发，而那些活着的“反毛”者却已经拼出了吃奶的力气。这成了现今中国最为有趣的一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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