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近期有个讲话，附后。这个讲话也是三段，一是肯定30年成绩巨大，二是遇到贫富差距问题，三是要依靠继续改开特别是政改来加以解决。这些观点很流行，很典型，讨论一下也就必要。
吴敬琏说：“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就是说，腐败和垄断两项，肯定是两项，没有第三项，造成了贫富差距。当前的贫富差距大不大？吴敬琏没说，没在贫富差距前加定语，如“极大的”，这表明吴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是一般的，本来也不值一提的，可能也是有人恶意夸大的结果。但仅管如此，能关注到贫富差距还得加以肯定。因为腐败和垄断两者造成了贫富差距，那么腐败和垄断者就一定是富翁，而且一定是富翁中的顶层，一定是富翁中的多数或主体，否则的话，又怎能肯定腐败和垄断两者造成了贫富差距呢？一个改开的过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居然让腐败者和垄断者先富起来了，变成了富翁的顶层和主体，从而形成贫富差距，这样的改开要反思吧。
面对腐败和垄断两者造成了贫富差距的今日现状，应该怎么办？吴敬琏认为：“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如何实现？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这也就是通常说的要继续改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思想，这肯定是正确的，遇到问题总得改革。只是这些话谁都可说，唯吴敬琏等不能说，因为你既然知道在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会造成腐败和垄断，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的进行经济改革，把众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送给私人呢？这不是明知故犯吗。在继续发出号召前，应该先检查、纠正过去的错误，以树公信力。否则，人们有理由怀疑继续改开会造成更多的腐败，更大的贫富差距。
附吴敬琏讲话：
中国经济最近30年来取得的进步可从三方面说明：第一是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类发展指数也有很大提高。
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民众已经富裕。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严峻挑战。
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中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他平均每天花公款人民币4万元用于个人享受。按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这样。
近年来有种倾向容易误导部分民众：把贫富分化归因于市场经济。可“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是对腐败的仇恨。我始终认为，有人在刻意转移目标，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转移到一般富人身上。富人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如何实现？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普通老百姓(甚至专业人员)消费不足，根本原因在收入水平不高。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资本收入增长，而资本收入增长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是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只能造成国家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增长。第二部分是特别有钱的人的资本，如果其份额增加，也只能使极富的人收入增加。
所以，不可能依靠投资增加来增加普通人收入。如果要解决长期问题，还是要转变增长模式，使产业升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以现在巨大的制造业来说，就是制造业本身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这两端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服务业，不管前端的研发、设计还是后端的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都是服务业。向两端延伸的结果会使一部分服务业成为独立的产业。
要使老百姓富起来，国家走向民主、文明、和谐，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此外我还想重复一下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目前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至于民主、宪政问题，要想办法推进。这里首要的一点是应有好的讨论气氛。不但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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