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农民工，还是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说起。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农村的土地仍主要掌握在地主手中，农民只好租地来种。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农民来说，核心就是土地革命，将地主巧取豪夺霸占的土地拿回来，均分给农民来耕种。新中国成立后，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大家集体劳动。文化大革命后，在已有试点的基础上，又将土地承包到户。在九十年代后，农村的土地承包权要三十年不变，那么我们所说的新时代农民工许多并不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是农民，但没有地，到城里来打工，应该符合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定义。而我们一些垄断性的国企的职工，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房产，拿着不菲的工资，进入了社会的富裕阶层。在农村，全国大部分地方，人均是一亩多地，种粮食作物，一年下来，收益只有几百元，可以说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开销。大部分青壮年的农民只好到城里务工。
取消了农业税，我们说工业反哺农业，但我们吃的仍然主要是粮食和蔬菜，最直接的生产者仍是农民。农民工，因为劳动力的廉价，吸引了大量的外资的进入，我国积累的巨额外汇，也多是汗水钱。中国的农民工，撑起了企业用工的半壁江山。我们的工业产品，大量的也要销往农村，全国的经济本来就是一盘棋。
因为农村基层政权的普选，才使得农民意识到自己享有选举权。但因为背井离乡，外出的农民工一般不能参加农村的选举，宪法所规定的被选举权更无从谈起。
当一些涉黑渉恶的企业家落马后，需要剥夺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资格后才能批捕，不得不使人怀疑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平均身价是否远远高于当地的平均水平。如果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议员比较富有，应是再正常不过；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去各级政权开会的多是富人，而2亿多的农民工在其中却没有身影，或份额太少，那么农民工的利益将难以受到重视。
当我们报道中国人到欧美，台湾旅游的人数持续增加，拉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时，我们的农民工即没有金钱，也没有时间去旅游，哪怕是国内游。当我们办奥运，办世博，办亚运时，建设场馆的是他们，但几个人日后能坐上观众席，或重回里面参观。
中国的发展，部分得益于一些发达国家在本国不受欢迎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我们的农民工也在从事一些有毒有害的工作，他们在感觉身体吃不消时更换了工作或回到了农村，也有的人落下了职业病。我们的政府也要多给予关注，职业病对人的危害可能是隐性的，和长期的。工作的苦和累，还是能承受的，而找不到工作，才更令人痛苦。极少量的农村男性，在城市中强劫，偷盗，充当打手，参与黑社会，少量年轻的打工妹混迹于洗浴，歌舞厅，夜总会等场所，即俗称的男盗女娼，与生存的艰难，生活的窘迫往往存在关联。
农耕文明时，七成的人口在从事农业劳动。现在的中国，可能只有四成的人在从事农业，许多的工厂在日夜不停的生产着工业产品，也有大量的人在搞建设，再加上我们的科研力量，自然有了许多的高楼和高铁。中国的古人就留下了被称为世界奇迹的兵马俑和万里长城，中国现今也拥有世界十大高楼中的六个。
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想要质疑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希望十二五时期要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和文化产业时，多关注一下中国的农民工，关注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面对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责难和批评，我们回应说：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人民现在需要的是生存权。若是文化产业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的人权仍是只能保障生存权，那么中国将是两个经济圈：穷人的生存经济，富人的文化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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