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私有化之“化”
这几天，人们对改革改什么、怎么改、谁来改有海量的言论。其中最集中的当然是政改和私有化。
政改和私有化都涉及到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这可不是凭“祖宗不足法”的勇气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宪政比我们共产党人祖宗牌位的份量还要重。可以说，“改革”遇到的，是不怎么容易逾越的“关口”了。
还是那句话，公民个体不具备“论宪”的充分自由，不谈政改，只谈谈私有化。小文也不去纠缠其中的大道理，只谈私有化之“化”。
细心观察，赞成中国私有化的人，大约有四个部分组成，其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其二，在第一波国企改革中获得甜头的人，包括很多的红顶富豪、官员和看门专家；其三，真心希望没有垄断、公平竞争的实体企业主；其四，痛恨现有国企腐败成风、内部分配不公的平民，其中也包括眼下的下岗职工。有意思的是，后两种人、特别是第四类人如何会站到这个旗帜之下，值得深思。
化，在化学中有化分、化合的不同，共同点是使物质不再具有原有的特性。这是一种质的变化。私有经济在改革之前，是一种很小的量，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量的规模逐渐增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时期，出现过一次量的急剧膨胀，但并不对“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构成质的“飞跃”。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临界点”，这个点就是“化”变。
化，有不同的催化手段。举例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采取了“全民所有”的办法私有化。据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当时俄国刚好1.5亿人口，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那些盼望私有化的人皆大欢喜，因为当时卢布很值钱。可是，到1992年10月私有化正式启动时，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俄国也因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此时，中国国企改革已经发轫，最初是改国有国营为国家所有、承包经营，国营企业开始被称为国有企业。笔者以参与者的身份，在大党校听某专家讲课，有一段话讲得很明白，“前苏联改革的教训在于冒进，所以，我们的改革要循序渐进，这叫‘大船慢转弯’，就不会翻船。”此后的国企改革、改制过程，确实是在一种温水状态下用文火煮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并没有向职工发过哪怕是买一双高级皮鞋的1万卢布股份，而大批的国有资产就进入了一些“老板儿”和官员的腰包。要说没有派股份，那是胡说。实行“民营”时，很多企业并不是在社会上拍卖的，而是在企业内部直接“改制”。考虑到原企业经理“没钱购股”，于是，“技术股”、“管理股”、“贡献股”直接造就了股东，有了这几个“股”，企业就“一化了之”。当然，职工是得不到“贡献股”的，一些贡献股大多派给了地方政府对企业“化”有“贡献”的官员。
当时多数企业都“特困”，这是“抓大放小”的客观依据。为什么原来红红火火的企业都特困了呢？向上就要追溯到承包经营了，承包人敛财的短期行为刮穿了企业家底。我们不去说它。
总之，第一波国企改革，苦了几千万职工，损失了建国以后“铁人”们为共和国拼下来的血汗家底儿，制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既得利益集团”。
国有企业剩下一百多个“大块头”，其中随便一个放到上世纪，决没有哪个人啃得动。现在不同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速度，这在资料上是查得到的，现在要化掉这些大块头如探囊取物。也因此才急于要“化”。
这就是私有化。化了之后，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市场竞争就公平了？职工就幸福了？国家就发展了？利益集团就消灭了？改革成功了？现有的国企，确实像一个很脏的孩子，似乎脏得要不得，但他是共和国生养的。我们的改革，是拿出办法来给他经常洗洗澡呢，还是把他“化”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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