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效用是指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即劳动的使用价值。之所以提出这个问
题，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目前世界市场上大部分物质产品的生产速度都
超过消费速度，生产过剩的广泛存在，固然有社会分配不公的原因，但是也与生
产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关。典型如电子行业，往往旧产品还未满足市场需求，新产
品又推出上市。科技创新是世界潮流，而科技创新也是提升劳动效用的具体表
现。对此我们只能尽快改变经济运行方式去适应它，而不是拒绝它。
二是由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社会基本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决定了管理
层要从宏观层次引导经济，从宏观去提升经济的生存能力。而经济在宏观层面上
直接表现为人与物的对应关系，经济增长或衰退都是由劳动时间的财富转化率所
决定。这个劳动时间的财富转化率也就是劳动效用。即劳动效用愈高，经济才能
愈强大，愈昌盛。
社会平均劳动效用一般表现为单位时间内社会总劳动量与不变价格计算的社
会总产值之比，当然也可以用其它一些宏观指标综合表示，例如社会总投资回报
率、生产性流动资金产出率等等。用社会平均劳动效用衡量与指导社会经济的发
展，最关键的是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方式。
目前各国的财政税收最终都是来自于企业利润。而企业的利润核算方式已经
不能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总体上说有三个不适应：一是漏掉社会一大块财富。
社会协作往往是在区域、行业、部门之间进行，这部分协作所产生的财富不一定
是在企业反映，而很有可能是直接反映在居民生活上，反映在行政费用的效率提
高上等等。例如对劳动者的义务教育。全民医疗、环保类的科研等等，其价值是
在宏观层次上显现。企业利润核算仅仅是针对内部的价值循环作计较，自然顾及
不到人的普遍生活条件等等问题。至于企业利润可以有一部分用作公共财政支
出，这一部分的投入一方面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没有与被投入方形成宏观层次
上的财富互动，属于有去无回的企业收益负担。也难怪有人会说“要公正就没有
效率，要效率就没有公正”。
二是利润形成的机制落伍。企业自己计算劳动耗费，是以劳动成果全部对社
会有效为前提的。社会效用动荡多变，对企业的劳动实现而言是“惊险的一
跃”。但是对现代生产而言，这恐怕是已经变成“致命的一跃”。因为当代的市
场竞争已经突出表现为科技创新的竞争。无论企业自身的劳动耗费是多少，社会
残酷现实是新效用的劳动耗费决定旧效用的劳动耗费。例如激光照排的劳动耗费
决定铅字排版的劳动耗费；平板电视机的劳动耗费决定显像管电视机的劳动耗费
等等。所以在效用称王的时代，仅凭企业内部核算形成的利润日益陈旧，不能反
映企业的生存危机。
三是资本核算方式的不可持续。企业利润要受市场供求的制约，而市场供求
要受市场消费能力的制约，而市场消费能力因为企业要争取赢利，而处于被尽可
能压缩的状态。这就好比一个人为了争取顺畅呼吸，其做法却是更加用力的勒紧
脖子。如此不出现生产过剩、消费疲软反而是怪事。整个社会经济都为资本机制
服务时，整个社会的经济都会陷入发展困境。马克思对此有深入分析，这里不再
重复。
社会平均劳动效用是一个社会综合效率的指标，实际是社会全因素优化的体
现，是社会协作中的总体效率，或平均效率。由于社会生产是一个互有关联的效
用体系，所以无论哪一环节出现技术创新或协作，这一效率指标都能反映出来。
也就是说企业资本核算所漏掉的社会财富在这一指标中能得到体现。
劳动平均效率指标将财富的增长放在了效用增长而不是利润增长上，这就将
社会价值循环系统建立在人类生产的本质定义上：即人们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力和
劳动量，在自己的劳动效果基础上持续扩大再生产。劳动效果才是扩大再生产的
关键。这是一个因为效率全民化而排除了局部权益关系，只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
社会价值自我循环增殖机制。任何一个国家内生的经济自主增长机制，都必须建
立在人与自然对应的关系基础上方才稳定可靠。专注利润的增长，实际专注的是
劳动的成本身份，还不是劳动的财富转化率。美国所倚重的“虚拟经济”，不是
社会所需要的效率需求，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对应，而是借助各种经济活动
作金融衍生，实体利润转向泡沫利润。这种机制自然不是立国之本。
无数的局部劳动在为利润分割而争夺，但是无论这些局部劳动是以何种方式
实现价值补偿，决定这些劳动循环形态的是基本的依存关系，即人与物的对应关
系。形象的说，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表现。社会平均劳动效用（全民效
率）只不过是将这种决定力量、决定方式直观完整的表达出来。
依托社会平均劳动效用指标，冲破了资本给我们规定的利益得失和是非概
念，建立了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相对应的利益得失和是非概念。因为劳动效用指
标一头连着劳动耗费，另一头连着劳动成果，允许将高效率劳动按照平均效率折
算为价值，再回馈给全民利益。全民利益进一步支持全民效率的展开，由此形成
宏观价值循环圈。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联为一体，二者共同为劳动时间的财富转
化率服务。所以消费利益与生产利益，是一个利益增殖链的两个环节，而不是一
方是成本另一方是赢利的关系。对别人“假冒伪劣”，就是对自己“假冒伪
劣”。这种社会生产的效率与文明程度是私有制生产无法比拟的。
以劳动力成本概念为例。资本机制以局部利益为价值循环圈，由于对劳动者
的工资开支脱离了局部利益的价值循环圈，当然属于价值补偿的成本与费用。而
在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的对应关系中，社会对劳动者的工资支出，会在生活开支
中还给社会。例如医疗、教育、吃、穿、住、行等等行业，都是依靠劳动者收入
得以支撑。劳动者的价值收入没有脱离社会范围的价值增殖轨道，所以并不是只
出不进的成本，而是由生产环节转入消费环节。
如此一来，由资本机制所决定的劳动力成本概念，就需要在公有制条件下
的、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相对应的价值循环机制中得到纠正：人们的生活消费水
平只不过是生产水平的反映（指示器）。人们基本生活消费得到保障，也意味着
社会劳动的基本效用得到实现。效用增长无极限，人们生活水平的增长也就无极
限。生活贫困与生产贫困相辅相成。
当人们的消费能力超过生产能力，货币贬值，价值泡沫形成，利润虚化，最
终导致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体制的特征；当人们的消费能力低于生产
能力，货币升值，资金短缺，形成供给不足的危机。形象的说是产品匮乏。这是
单一计划体制的特征。如果消费结构不合理，例如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则会
出现“滞涨”局面。即消费者手中普遍没有购买能力，导致生产能力人为过剩；
但是又不能增发货币，因为增发货币进一步推动“两极分化”。人们手中的货币
增长，远远抵不上少数人手中的货币增长。结果消费产业畸形（奢侈品产业繁
荣，而主要物质生产衰败），这就是增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不增发货币，企业
生产出现停滞的症结所在。
以劳动效用优劣引导社会资源分配，迫使人们尽力去寻找社会效用体系的最
短板和基本点，以求最少的劳动消耗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就在人们日常寻求
的企业效率之外，开辟了新的求财之路：以社会效率致富。由于劳动消耗与劳动
效用的增长非线性相关，同时又由于劳动效用回馈社会的节点属于效用体系的短
板，而并非是劳动消耗最多的地方。劳动消耗因此与劳动报酬相对脱节，但同时
劳动消耗又在共同进步中得到补偿。这是“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转化的开
始。
只要劳动时间的财富转化率提高，通货膨胀就得到缓解。而消费利益与生产
利益同步增长，使得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当社会将财富增长放在效用增长（科技增长或知识增长）基础上时，知识经
济就开始成型。人只有在经济生活中挣脱成本的角色，才能真正站立起来，血汗
剥削才能成为历史。中国依托公有制，依托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资格率
先成为知识经济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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