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fcgirl原创）
激素乃一种化学物质，希腊文原意为“奋起活动”，它对肌体的代谢、生长、发育、繁殖、性别、性欲和性活动等起重要的调节作用。激素分两大类，由内分泌腺或内分泌细胞分泌的激素称为天然激素，利用人工合成的生物活性制剂则称为人工激素。虽然这两类激素对人类生理过程都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两者在调节方式上却有本质的区别，天然激素对机体生理过程进行的都是正常合理的调节，而人工激素则是在基于对正常生理过程进行人为干预或诱导的条件下达到预期高效调节的效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民急功近利的发展需求，为了谋求高额利润，中国在许多生物领域中大量或超量使用人工激素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种短视行为对人类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正逐渐地凸显出来，这种严重危害的显现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工激素滥用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假如把当前中国经济比做一个有生命的肌体，那么市场经济规律正常调节就好比是这个生命肌体的“天然激素”，而政治调节就是其“人工激素”。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虽说也有市场经济调节这一“天然激素”的贡献，但归根结底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这一“人工激素”高效调节的结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就是这一政治“人工激素”的第一发明人。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在公有制体制下的政治调节，只不过这种政治调节是一种消极或被动式经济抑制性调节，在这一消极或被动的抑制性调节作用下，导致了市场经济规律调节这一“天然激素”无法行使其自然调节的正常功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经济的发展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抑制。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猫论”等治国指导方针的作用下，政治对中国经济的调节一下子突然跃升为了“人工激素”的地位，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才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今中国。
在经济危机遍布全球的当今世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一朵奇葩、一个奇迹，不仅连本国当政者陶醉于其中，就连全世界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眼光也都被吸引或聚焦于当今中国。然而，人们在感叹中国经济模式神奇无比的同时，也不得不对这种“早熟型”模式的发展前景产生莫名的担忧，难道基于政治调节这一“人工激素”催促的早熟型经济发展模式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吗？对这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想邓小平先生当初或许就没有考虑到，但假如当今的执政者还不能慎重考虑并加以提前提放的话，类似于现今人工激素滥用行为严重危害的后果也许将不可避免。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假如执政者在对当今自身经济成就自豪无比、津津乐道的同时，能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调节这一 “人工激素”的潜在危害提前拿出预后方案，这或许才是百姓真正期待的智者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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