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民百姓解读历史总是按照教科书的编排，或者文人墨客的遐想，把一部古代史复杂化。只有到了毛泽东时代，才有了一个人，明确告诉大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本质上与帝王将相无关。诸葛亮在盛名之下。也承担不了历史责任，阿斗在“无能无才”的非议声中，与历史真相不能契合。但这一切都无关弘旨，因为书写历史的，是不记名的百姓。
从周朝开始和强化的“封土建国”和封建礼教，只是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尽管有孔老夫子站出来，用君臣父子的说教用克己复礼想象力，想建立一个“崇高美好”的等级森严社会，但一切都是徒劳和虚幻的，所以毛泽东戏称为孔家老二。
从汉代起始，用“家天下”的“封土建国”取代周以前的稍微“温和”的“封土建国”，也仍然限制不住社会动荡、改朝换代的发生，根本原因是平民百姓仍然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外部入侵，崩盘就会随之发生。
用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新视角来观察，人民普遍处于被奴役地位，意味着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一个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经济，必定会演变为畸形社会，不断用“改朝换代”的简单重复，来暂时化解社会危机。
恰恰是“市场”、恰恰是隐藏并不深的“市场”，每每起到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
正面的例子有陶朱公。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越国”。在政治使命中断以后，在他“退休”以后，用净空大和尚的故事语言就是三聚三散。三次从零始把做生意赚到的财富散播给平民百姓。至今，丁蜀镇还带有他磨不灭的印记：与其说是带有他个人的符号，不如确切说，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有强烈的“市场经济”标识和轨迹。另外，如果马克思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范氏“名角儿”，肯定封他为早期“共产主义”急先锋。
反面的例子有吕不韦，他用商人的“强大”，扶持了一代君王父子，最后也相当于被演义在自己手中的财富，由扶持起来的“贵二代”赐死，一场个人悲剧，也是时代闹剧。
秦王赢政的谏臣说老板既无名、也无实。有名无实的是耕者农民，有实无名者为天下之商人。是的，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重农主义”是唯一选项。而强大的交易动力，又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二出口，即使你给他不同颜色的袜子穿，他也不在乎。
市场是什么？市场本身也是“中性”的概念。当在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后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站在百姓一边，并且表示“这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他是站在他的知识和道德体系里来解读这个世界。如果你能部分同意霍金的观点、或者说认可他理论的合理内核，就可以理解斯蒂格里茨。也许斯蒂格里茨拥有他的导师学术上对手加尔布雷思那样卓越的社会人文眼光，的确在西方经济学界独树一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经过17年的调整，已经打下一个不错的基础。尽管由于之前部分要人的“不作为”或“反作为”，酿成历史性悲剧。但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和惰性必然的结果，或者说必然的过程，就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过程中的一切匪夷所思事件那样，有它“历史的合理性”，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当历史再一次重提“市场”时，这个“市场”已经与封土建国时代的市场大相径庭，也跟西方社会所谓的“市场经济”，概念有本质不同，或者说有大前提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赋予民众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这在世界上的所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完全或绝对没有的。基于宪法条款，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简单解读为“人民主权经济”。
迄今世界上，任何社会都不能阻挡“交易的冲动”或者说“交易的需求”。以会过日子、善于经营彪炳于世界的中华民族，“做买卖”、创造市场需求的天赋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各地得到证明。问题的根本在于，“交易的冲动”或“交易的需求”本身，就是对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强有力挑战。而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根本原因就是，财富的分肥手段畸形、财富运用的手段也畸形。财富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如果解决好人民的主权地位，也就是明晰出人民的财产权利、政治权利，解决了财富的分肥和财富运用的前提。真实的市场状况就会较完美表现出来。
而当前在世界各地，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最外在表现就是物价飞涨，人民没有安全感,社会行走在动乱边缘或者干脆就在其中。如果有真的改和开，就不会产生类似于封建社会封土建国那样愚蠢的作为：在俄罗斯发生的是，之初人民财产瞬间转移，制造了世界第二大富豪群体。在南边则是，财富被漂亮地转移到“权贵们”手中，制造了数不清的裸体富，而且还在继续培育着官僚贵族。在名义上共有的财产不在其名下，开销起来，比民营工商业者还要夸张和无度：借口无非是，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反正是“国家”的。
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明晰了产权、明确了不记名大众的所有权，大众得到了投票和监督权,民众得到实惠，也就不会再纠缠于“资本家”的概念。民众耿耿于怀的，本质上不是对“民营企业家”的不满。而是由于，宪法条款没有得到有效落实，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天底下最大的“民营”企业，事实上不在民众的有效掌控之中，许多情况下变成了少数假“代理人”牟利的工具。当然，许多有道德的人不会这样做，否则今天的情形肯定已经不可收拾。
要矫枉过正，要实施“真改革”、和“创新式的开放”，要做许多事情，譬如，有人评价香港“回归”后的有限“进步”就靠中央政府简单放水。而且我更认为，香港简单的外汇盯死机制，就如同是美元绿钞的代用券。一个地区经济，在不觉当中，被各种矛盾的暗中较量抽成真空了。大众最终成了牺牲品。而内地，不真实的汇率，远离按购买力平价可以计算出的真实汇率，一个国家的财富，也实际上在作出可怕转移。高企的物价只是间接表现了这个无情过程的存在。
但是，最首要的是，要解决人民主权问题，“股东利益第一”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还能运转到今天的一个并不过时的原则，您总不能倒退到封建时代吧！解决了人民主权，“左派”们也就不必嘲笑所谓“吴市场”了，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意味着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人民主权经济”和人民创造性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毛泽东主张，人民创造历史的大经济。
假招子，最好扔进历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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