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网《今日关注》报道：昨天，21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发布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10年间，我国农村小学生减少了3153.49万人，农村初中生减少了1644万人。他们大多数进入县镇初中和县镇小学。
这份报告指出，农村学生的减少，除了学龄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外，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大量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也带走了部分学生。进入城镇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又形成了另外一个人群：流动儿童。杨东平认为，农村学校日益荒芜凋敝，农村教育出现了“城挤、乡弱、村空”的危局。
我在《如何核算中国经济发展总成本》一文中曾举过一个例子。一对贵州农村的夫妇，来到广州打工了，男的在广州的工地上做瓦工，女的在东莞一家鞋厂做女工。他们俩一年的总收入是八万元，平时吃住总共花去三万元，那么，带回去的五万元是否就是纯利润呢?这八万元是否就是他们夫妇的经济总量呢?我想，现在的所有打工之人包括国家统计局可能都是将八万元当做自己的经济总量，而将那五万元当做纯利润的。这其中，自己投入的劳动力成本肯定被忽略了，夫妻俩因为各自顾着各自打工挣钱而将本来应该过的夫妻生活给或略了，把他们的年迈父母因为未得到儿女在面前的孝敬照顾而损失的两年寿命给忽略了，更把自己年幼的孩子因为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成为留守儿童而变得自闭痛苦给忽略了，请问，那五万元的利润能抵得过这个这几项巨大成本吗?这么一算你就会发现，农民外出打工的苦楚有多深，他们的付出有多大?这样的剥夺有多残酷?难道他们都愚蠢得不会算账吗?不是的!是现行的政策逼迫他们背井离乡外出讨生活的。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走进死胡同，开始了不可逆转的大萧条。但当局为了掩盖方向性过失，开始铤而走险，采取所谓的“投资性拉动经济”的策略，大搞各种基本建设。这种不顾产出的恶性投资并没有搀扶中国经济走出陷进，由此，为了弥补经济实际崩溃的巨大漏洞，当局不得不连续出台向百姓转嫁经济负担的所谓“发展政策”，诸如各类加税政策，使税收增幅每年竟达20%以上。即使这样，仍不能维持国家经济运转，所以，又开始陆续将本来应该在税收中支出的国民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养老成本、住房成本全面推卸给社会，由百姓自己承担。这是农民工产生的第一个原因。这之后，几乎每项“政策”，都是为前面的政策失误买单，到上世纪末，实在运转不过来了，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将手伸向养老保障金，万般无奈之下，中央政府只好默许地方政府卖地度日。一时间，土地转让盛行。为了使掠夺来的土地卖上好价钱，地方政府协助开发商通过“政策”哄抬房价，“城市化”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出来的怪胎!
国家把几乎全部资金都用于搞超大城市化和所谓的工业化，而持续减少对新农村建设和水利建设的投入，加上地方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土地财政，要尽可能多地剥夺农民的生存资源，征掉你的土地，扒掉你的房产，让你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无“根据地”、远离土地，远离家乡，无牵挂地进入一个个“城市”，这样一来，就为买办资本和新生资产阶级准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一条清晰的路线展现在我们眼前，那就是毁灭乡村，抢夺土地，榨取最廉价的劳动力，牺牲环境，倒贴资源，为美国，为世界打工，把污染留给自己，把享受送到国外，这，大概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美丽谎言之下的“根本方针”吧?农村儿童留守，农村教育凋敝，不就是这整个罪恶链条上的一环吗?父母在千里之外，学校在十里之外，几千万留守儿童，赶上了这该“操”的时代!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报告中有句“促进农民就近打工就业”说到了问题的核心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只是，如果我们的发展观念不改，总的经济方针不改，为外国人打工的理念不改，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改，国家的农村政策不改，要实现“农民就近打工就业”，谈何容易?
我在“谈农民问题的出路”一文中提出，要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国家必须转换发展思路，真正把农村工作与国家整体发展合并起来抓。其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取消城乡差别，全国公民统一户口管理，搞城乡一体化，或者叫农业工业化。农民不再叫农民，而叫农业工人。农业走农场化或公司化的道路。国家按照农民人口布局安排工业发展规划，充分考虑目前的农业人口在家门口就业，在这一点上，华西村的运作经验值得向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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