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与台湾经济学家马凯先生等学者参加了一个研讨会。
会上，马凯先生介绍了台湾二十五年来经济发展的状况。马凯先生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两蒋专治下的台湾，经济发展最快(高增长)、最好(较均富);民主后的台湾，经济发展最慢(低增长)、最差(贫富分化)。马先生是高度理性的，他关注民主与市场的有效性，也关注民主与市场的有限性。
笔者在发言中指出，马先生的立论基础似可讨论，“民主”一词费思量。笔者认为，民主的本质，是经济民主。笔者认为，两蒋时期，台湾经济民主大幅度改善，所以经济发展是最快(高增长)、最好(均富)的;两蒋之后，政治民主化，反而使台湾的经济民主大倒退，所以经济发展是最慢(低增长)、最差(贫富分化)的。
爲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判断，笔者阐释了华人社会政治博弈的结构性特征。一般而言，华人社会官商一体，利益集团占据了主要的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他们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往往缺乏边际限制，可能会大规模侵蚀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可是，普通公民严重沙化，缺乏组织和斗争的能力，无法与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进行公平的博弈，他们权利和利益可能会被残酷地剥夺。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华人社会需要代表民众利益的强权，代表民众与官商利益集团博弈。两蒋时期，特别是蒋经国时期，集权专治政府与人民利益高度吻合，很好地遏制了官商特权的掠夺和剥削，基本达成了均衡博弈的局面，使民主效能和市场效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当然也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两蒋时期经济发展最快、最好。在后二十五年中，所谓的民主化，其实是资本集权专治，民主效能和市场效能不能充分发挥，反而使得台湾经济发展最慢、最差了。用一句话概括，无论是民主还是市场，不能执著于名相，而要观察结果。
马先生没有直接回复我的发言。不过，马先生表示，改革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执著于名相，不要简单套用西方的东西。
非常有趣，研讨会上，台湾欧亚研究中心主任傅仁坤先生重申了王阳明心学“致良知”的主张，提出了改革应“止于至善”的原则。
不太有趣的是，国内的学者更喜欢引用西方学者的概念和逻辑，强调民主和市场的有效性，而较少注意民主和市场的有限性。
笔者认为，事务的发展，都无法超越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只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做到目的与方法的统一，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经济民主问题，也就是分配问题。经济民主了，政治民主也就好办了。所以，我以为，不设定道路，不强调颜色，可能会更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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