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从3年前来看，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很难避免的。当时，金融投机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能靠危机来解决。毕竟，所有生活必需品、服务和再生产来源于实体经济。政治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只能在危机后调整，所谓“百废待兴”，但调整的代价是巨大的。
3年前，良性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已经被摧毁了。即便不是每个地方都如此，但在相互联系紧密的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与良性价值观相悖的观点显露于经济的很多方面。2010年，金融和经济的受损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在现有体制下，没有什么政治力量有能力重新带领经济走出危机。
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也是惊人的。尽管全球化程度已然很深，但这个星球上的经济仍被分割成接近200个经济体，而不是由诸如欧盟这样的几个大块构成。
3年前，所有经济体都显露出外部平衡的缺失，具体体现在极为明显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如果我们忽略统计上的错误疏漏，全球范围内顺差和逆差额应该相互抵消。然而，假如我们把当时的所有顺差和逆差相加，在2008年，这两者的差额占到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6%!在这样的结构不平衡情况下，危机怎么可能不出现?
13年前
——新自由主义主导国家政策
13年前又是什么样?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有可能避免今天的危机吗?在这里答案变得更加复杂。
当时，人们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人们就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基石)和新凯恩斯主义(在很多圈子里重新受推崇，但也绝非是医治当前疾病的灵丹妙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面是全面放松管制，另一面是合理政府干预;一面是绝对市场主义的辩护者，另一面是政府作用的拥护者。很多国家成功抵御了新自由主义的攻击，大国中如中国，小国中如斯洛文尼亚。
与此同时，在其他国家，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思潮间歇性地出现，比如印度和波兰。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为了向美国示好，它们最开始选择信任“华盛顿共识”，但后来，它们还是采取了“反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
在西方国家，不管是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主义”还是英国工党的“布莱尔主义”，都未能阻止新自由主义的风暴。于是在世纪之交，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学界和政界的主流。后来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那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崩溃，危机爆发。
30年前
——危机可以被避免
那么，30年前呢?今天的多层面危机，在那个时候有可能被避免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在当时不断清晰的全球化背景下，完全没必要去追寻新自由主义。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还是非常粗浅的流派，只是循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规划的道路发展。市场经济模式的特征，包括社会凝聚力和机制化，也就是既允许私有企业的发展，也强调国家监管，保持生产力上升与资本有效运作间的平衡关系，它还关注到自然环境和文化层面的发展。
然而当时，社会市场经济运行良好的北欧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微不足道，致力于统一的德国和经历结构性危机的日本正忙着处理其自己的事务，新兴经济体的学界政界精英们还处在天真烂漫的时期。于是，在美英等国的带领下，世界因为自己过度的贪婪和普遍的短视，踏上了另一条路。
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未来下结论了。现在，在美国和中国、欧盟和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等这些主要国家，决策者和思想家都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为未来的30年负起责任，这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智力与政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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