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谈到中国文化，阴阳、五行、八卦几乎尽人皆知?为什么国人自古就喜欢称三十六，七十二这类数字，比如三十六计、三十六郡、七十二变等等?
原来，这一切都指向中国文化的胚胎——河图、洛书——河图、洛书是中国先民在约一万年前开始农业定居生活后，最早的较完备历法。因为在农业社会里，确定农时的历法显然会成为文明的首要需求之一。也因此，河图、洛书成为中华文化的本根。
翟玉忠先生以他特有的富有感情的激昂笔调写道：“河图、洛书是一万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四时太阳历图示，是中华文化之根。这种上古中国先民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历法，其优美、简洁、精确的理论构建令人惊叹。在数千年的应用过程中，河图、洛书所表征的五行、四时历锁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文化品格和科学范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万年之久的文化基因，对于21世纪人类科学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第1页。)
这也是翟玉忠先生新作《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篇“根源篇”的主要内容。利用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民族调查资料，经过细致入微的考证，将中华文化的历史上溯到万年以前，著万年文化史，这是该书最令人惊叹之处!
当然，在二百多页的著作中，讲万年文化史不可能面面俱到。作者如画水墨画，将浓墨重彩放在了中华文化的根源及其最高形态黄老之学上面。对于后者翟先生论述道：“黄老之学，即汉儒所谓道家，其合于六经，出入诸子，集成百家，道/名/法一以贯之，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论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黄老之学为中华道统命脉所在!”(《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第107页。)
作者进一步将中华文化的发展粗线条地分为五个阶段，主要体现为中国学术的“五变”，分别是：
从河图洛书时代漫长的文化草创期到西周王官学的形成，一变;
东周礼崩乐坏，由王官学流变为诸子百家之学，二变;
战国、秦汉中国走向大一统，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三变;
汉以后，佛学大兴，道家流于道教，儒家通过改造吸收王官学、排斥诸子学逐步取得独尊地位，四变;
清末民初至今，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西学取代儒学的独尊地位，中国本土学术不绝如缕，五变。
翟玉忠先生认为：今天我们复兴中华文化，主要是复兴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并在黄老之学的基础上，理智融会庞杂的西方文化——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学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翟玉忠先生在《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总论篇”中论述了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区别于西学的重要标志，即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统一性，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大问题。因为人类一直在追求知识体系的统一，在西方学术体系已经跌入分科化、碎片化泥潭的今天，中国古典学术的统一性特点显得特别重要。
总之，《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著中国万年文化(学术)史。本书体系宏大，作者学力精深，必将引发读者对中国文化及其现代价值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在此意义上，该书实在令人赞叹!(文/谷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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