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家门口来了三位村上的人，一位是总支委员兼村妇女主任，另二位是办事员。来做啥？叫我动用一下作为选民的我的权力。女办事员对我说：“这是张选票，上面的人要调任镇人大工作，你同意的话，就画个圆圈；不同意就打个叉叉。”一张选票，一个“候选人”，我还从未听说过他，但这不要紧，因为事情毕竟好办，别看我平日在网刊上有点“义正辞严”，在此时却与人为善了。因为我拿不出画圈的理由，同样也无打叉叉的依据，五成对五成，也就只有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画圈了。圆圈刚画就，男办事员立即递过来一张崭新的5元rmb（从90年代的2元涨到了今天的5元。）于是，他们跟我、我跟他们道了别。入夜，吃饱了饭的我回想起白天参与政治的事来。咱村是大村，约莫半万人口，方圆3平方公里以上，选民证有好几千张，为一个镇官却得花费一万好几千元的“选金”，这可是村里的钱，我也有份的哦。民主，我就此想到了民主。而这几乎是人人向往的民主，就是无以计数的人想要逃离、远离和厌恶的政治。
反毛的“逗士”们所一致公认的就是这么一条：毛泽东是专搞政治运动的高手，经济建设他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的。为了挽救“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于是就树一群懒到了骨头里的农民为榜样，号召人们朝幸福美好的“钱途”奔去。90年代前半期，四川、贵州的年轻农民陆陆续续地来到本镇打工，并说山水是他们家乡的好，钱是我们这里多，所以他们不远几千里地来我们这里挣钱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参与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中国第三场“伟大革命”。草民仅仅是草民而已，并不懂得一般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和关系，但或多或少、半明半暗地知道一些其实经济是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的道理。从国民党、蒋介石的败北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没有民主的腐败的独裁统治，加上经济建设的极度落后，以及民心向背，是其败北的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反内战、反饥饿”，继炮火连天的战场之后的第二条战线也顺理成章地在国统区形成了。蒋介石成了“流血的政治”即战争和“不流血的战争”即政治上都输了个精光的双料失败者。历史是镜子，不照是不行的。
毛主席是希望农民们在自己的家园里好好搞农业建设，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美好愿望的。但从改革开放以后，身处比较贫穷之地的农民渐渐地远离了家乡，抛弃了农业生产，而他们并不知道，作为农民，一旦与土地告别，就等于是告别了农村民主，在工厂、工地、窑矿中，农民工只是牛马苦力，而非昔日农村的主人了。换言之，在名义上冠冕堂皇的“人口自由流动”，实际上是让几亿农民自愿地进入“gdp主义”布下的口袋阵，成为替私有化做嫁衣裳的主要力量，所以，农民工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新政治”之下的农村基本已无社会主义的色彩，真正的农村民主也就没有了。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是显得这般的紧密和必要。毛主席在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中，毛主席也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和“要文斗，不要武斗”（草民认为，所谓“要文斗”，应该就是指要讲思想政治和道理吧）。可是，“猫论”是不讲政治、或者是避开政治、其实是暗藏政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看似势不两立，而有一点却相通，即前者为直截了当亮出观点，后者则不动声色地潜埋着政治。这么说并不表明草民认同两者的提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积几十年观察之结果，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前者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促社会主义建设，后者是以“中心”论诱导人们“放弃政治”而只为挣钱疲于奔波，这是十分有效的巧夺人民之民主权利的好办法。曾有一网友写过一篇题为《人民群众是最不靠谱的》的文章，草民自然是绝不苟同其观点的。老百姓不是政治家，即便是有些革命的老同志也在当时被弄晕了头脑，故而在“阴谋政治家”的蛊惑下，在奔资的路上迅跑的老百姓是没有历史责任的。从我们老百姓对共同富裕的期盼，失望后对毛主席的重新再认识，从而掀起一波更比一波猛烈的“毛泽东热浪”，已经充分地说明了问题。谎言和折腾只能骗、搞一时，不能骗、搞一世，这就是明确的结论。
应该说，现在的人民群众太无辜了。
鱼儿须臾不能离开水，人民群众须臾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政治和民主。厌恶政治，想远离、逃离政治的意念，不仅极其的幼稚，而且毫无可能。如果认为自己已经在主观上远离、逃离了政治，那将成为终生的糊涂虫。“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终究是可悲的，但决不会久长。一年一度蔚为壮观的人类最大规模的“候人”大迁徙又将开始，而回到故土家乡的人们每年都有些什么感想呢？虽然他们仍将背井离乡，去实现那遥遥无期的梦想。
20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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