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批倒“王长江”（十七）
通过学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清楚看到王长江关于公权力的产生的“科学”，是何等荒谬。
王长江讲“民众与公权力之间的互动需要连接，直接民主很难操作。亚里士多德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怎么没了?因为社会发展了以后没法操作。”这样讲也说得过去，自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直接民主确实很难操作，而中世纪社会也确实比古代社会发展了，更不说现代社会了。但是，王长江这样讲，只是空乏地谈了现象，完全没有用半点事实来说明;他提出所谓的“因为人要在一起生活，组成社会需要管理，于是人们就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给公共机关，于是形成了公权力”的说法。
首先，古代社会也是社会，人也要在一起生活，社会也有公共事务需要管理，但是，人们并没有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给公共机关。卢梭说，在古代社会，所有关于集体的事情，都要由承担这一事情的义务的人，共同开会决定。这种公权力是由所有与会者共同执行的;公权力是“公意”即集体的意志的表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社会，社会成员参加公共事务，就像吃饭穿衣需要生产一样，根本就不存在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划分的问题。
公共权力之脱离人民为“公共机关”所有，不是人民群众把自己的权利的一部分“让渡”给“公共机关”，而是因为社会分裂为阶级，社会成员的利益对立了，需要有一个“公共机关”用“公共权力”来维持阶级对立社会的存在和稳定。
公权(力)与私权(利)是历史上一切阶级社会都存在的矛盾，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在一切阶级社会也都有矛盾，因为有这些矛盾，社会需要控制矛盾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内。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其作用是强制地限制私权利，使私权利之间、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矛盾，不至于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导致现在社会的崩溃。
公权力不是来自私权利的“让渡”，而是不同阶级的不同私权利之间的矛盾斗争结果，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胜利了的阶级占有了公权力，运用公权力迫使不占有公权力的失败者的私权利服从胜利者的私权利。所以，公权力虽然名义上代表整个社会，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实质上只属于某一部分人。代表社会的统治阶级的私权利控制着公权力，以保护统治阶级对财富的所有制，即卢梭说的：“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所有，使据有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使享用变成所有权。”
王长江们会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我说，是的，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这正是证明了，王长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王长江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必须以充分的确凿事实驳倒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说：“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但是，人世间就有王长江这样连最愚蠢的人都不如的精英，他们像恩格斯讲的那样的伪善地认为：“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应该是对的。所以文明时代愈是向前发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们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顶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压迫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鄙的忘恩负义行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束时的这两段话，好像也是为王长江准备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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