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人谋权”的再思考
昨日，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波狠批“商人谋权”的现象，并警告说这是十分危险的，提示要坚决遏制。
商人谋权不是新鲜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广泛存在。能从中纪委高层领导口里提出来，展示了一股新风，突显了中纪委的反腐决心及动向。众所周知的事，民间提，未必可议，中纪委高调提出来，就给了群众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问题提出来了，解决办法暂时还没有提出来，留下了一堆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很想先提三个新问题：
首先，如何准确定义“商人谋权”？
反对商人谋权是好事，但也不能给商人以模糊的行事空间，没有标准定义，商人的禁忌就多了，搞不好会产生恐惧感，进而放大谋商的压力，甚至有人会借机制造一些新的谎言。
已谋权的怎么办？目前，指出来的“商人谋权”对象均是指旧案涉案商人，而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岸上的商人，更没有提到已经转路到要权位置的商人。
代为谋权的怎么办？有些商人，自己的后台硬，但为了避嫌，不直接为自己的事业谋利，而是参股到其它公司，再为参股公司谋权，怎么办?
用权谋商的怎么办？商人谋权，一方面是指自己谋取权力，另一方面是否应该包括利用权力为自己商业谋利?
商人谋权的权力方与商人同责吗？刘汉是四川首黑，他给私募捐了1亿(有公开报道)，刘汉死了，这1亿没有下文。如此捐助为了什么?
权力主动奉送，怎么办？有些地方，为了吸引大商人来投资，主动给权，并且还是乞求给权，商人不受都不行，个别大富豪，常常是各地高官的坐上宾，谁请得动，谁有面子，这种情况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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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定义，是为了官好，也为了商好，反对商人谋权的同时，应该给商人一个合法的商业空间，不能让守法进步的商人感到茫然。
其次，如何清理“商人谋权”的当事人？
问题提出来，是好事，但这只是一个开头，关键问题是要提出处理问题的办法，下一步，是不是该出台清理谋权商人的具体办法?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必须把某些商人的“暴富轨迹”说清楚。
为什么要说清楚轨迹?道理就在“商人谋权”这个问题上。老百姓为什么有仇富的表面观感?难道真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吗?我看不是。中国人不算很仇富，但非常在乎致富轨迹，非常在乎公平性，财富来历不明，大家自然有质疑的权利。已经到了讲清“暴富轨迹”的时候，再不讲清，许许多多的改革都将面临意识上的抵触和障碍。
怎么清理?在标准还没有出台之前，我提一个小建议：先从各级各地每年开会的清理，从那里一看，就知道哪些商人谋了权，议事权和举手权是最显性的权，清理了这一片，剩下的就好解决了。
第三，如何破解“商人谋权”与“权人谋商”一体化问题？
我们过去常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权力现象，特朗普当总统为什么顺理成章?因为美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合理性。
中国的商人谋权也不是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物体，是经济改革一步步变化产生的结果，经济越私化，商人谋权的现象就越普遍，层级就越高。与之相配对的现象是：权人谋商。只要有商人谋权的现象，绝对就有权人谋商的现象，权商只能是一体化，否则，权人为什么会给商人谋权?无利不起早啊!不过，权人谋商更为狡猾、更为隐性，绝大部分“权人”都不是直接谋商，都是依靠代理人谋商，查处难度更大。
经济成分决定了“商人谋权”与“权人谋商”的总态势，短期的硬性治理并不能真正解决根本问题，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提醒一下，商人也是可以选取代理人的。
为中国勇敢地提出这一问题点赞，期待下一步解决问题的措施出台。
写于2017年3月1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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