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惊悉：马宾同志于2017年3月27日14点37分去世，享年104岁。
上世纪90年代末，大概是1998年的某一天，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教授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国务院研发中心的马宾同志来成都出差，要约我见面。
之前我并不认识马宾同志，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约见我。约定时间，我到了马宾同志下榻的希尔顿酒店。在房间门口，马老的秘书让我稍等一下。秘书进去不一会，马老和一位体态丰满年近50的男士一同走了出来。送走那位男士，马老指着他的背影说：“就是这些人，他们盼着共产党早点下台呢!”
原来，这位男士就是当时四川省大名鼎鼎的成功人士、民营企业家某某某。
马老告诉我，他读了我在《真理的追求》发表的文章：《别了，马克思?》我想，这或许就是他要约见我的缘由吧?
马老和我谈起他的很多往事。1930年代初期，十多岁的马宾因为思想左倾、阅读进步书籍，被国民党抓进宪兵司令部。审讯过程中，国民党军官劝导他：“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哪有什么穷人和富人?你这么年轻，不要受马克思的蛊惑，共产主义根本就不符合中国国情”。
当说到“马克思的蛊惑”时，我看见马老脸上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人来说，年轻的马宾也许当时还不太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宾的亲身经历正在告诉他：面对黑暗的旧中国，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我猜想，当说到“马克思的蛊惑”时，马老的心里或许在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最终让他明白了什么是阶级斗争，为什么会有阶级斗争，怎样才能消灭阶级斗争。
马老告诉我，解放初期他在鞍钢担任总经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CEO。为了掌握专业技术，他主动要求去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回到鞍钢后，组织上要他继续当总经理，可他却放着CEO不做，执意要做总工程师。用他的话说：励志要在生产一线中发挥自己所学习到的专业知识。
马老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958年大炼钢铁时，马老奉命到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有关钢铁生产的情况。会上，他对全民大炼钢铁的某些做法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后来，他因此被归于右倾保守，被拔了“资产阶级的白旗”。有意思的是，马老明确告诉我：他之所以当做“白旗”被拔掉，是时任中央第一线的某领导亲自点的名。
马老说，他既做过国民党的牢，也做过共产党的牢。我问马老，WG中被关押，被批斗，现在怎么看?马老告诉我：当时有过想不通。但是后来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被群众批斗未必是坏事，哪怕有些冤枉，也是必要的。批斗其实也是一种教育。尤其是WG结束以后，反思起来才真正意识到，对于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来说，从严教育领导干部是多么必要。他还补充说：人民群众比我们领导干部的觉悟高，而且往往是通情达理的。
马老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与很多在WG中受到冲击而耿耿于怀的人相比较，马老的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我想，这种境界与马老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逻辑的深刻理解，恐怕不无关系。
在鞍钢的经历中，马老最引以为骄傲的事情，就是他亲自参与并推进了《鞍钢宪法》的形成。马老告诉我，毛主席在得知《鞍钢宪法》之后，非常高兴，还说：“苏联有个‘马钢宪法’，中国有个‘马宾宪法’”。
马老告诉我，到了文革后期的1975年，过去拔他“白旗”的那位中央领导人来鞍钢视察，亲自钦点他出来工作。之后，那位领导的夫人还专门宴请马老等人，以示关心和重视。
令人钦佩的是，马老明确告诉我，他对这位领导人在改开之后的一些做法并不赞同。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马老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为此多次向中央主要领导上书，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和建议。记得马老拿出他正准备给呈送中央领导的意见书给我看，拳拳之心，坦荡心怀，溢于言表。
也正是因为这些直言不讳的担忧和建议，马老又重新被戴上了“保守派”的帽子——只不过之前是“保守的右倾分子”，现在是“保守的左派分子”。
古人云：“盖棺定论”。现如今，死后被定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人似乎并不鲜见。但是，在一个羞于与马克思主义沾边的年代，真正担当得起共产主义战士称号的人，又有几何呢?
马宾同志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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